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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九


  事有甚微而可以害成事者,不可不知也。朝廷规恢远略,求西北之士谋西北之事,西北之士固未用事也,东南之士必有悻然不乐者矣。缓急则南北之士必大相为斗,南北之士斗,其势然也。西北之士又自相为斗:有才者相媢,有位者相轧,旧交愿其新贵,同党化为异论,故西北之士又自相为斗。私战不解则公战废,亦其势然也。武王曰:“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胜商杀受,诚在于此。某欲望朝廷思有以和辑其心者,使之合志并力、协济事功,则天下幸甚。

  右某所陈皆恢复大计,其详可次第讲闻也。独患天下有恢复之理而难为恢复之言。盖一人醒而九人醉,则醉者为醒而醒者为醉矣;十人愚而一人智,则智者为愚而愚者为智矣。不胜愚者之多而智者之寡也,故天下有恢复之理而难为恢复之言。虽然,某尝为之说曰:“今之议者皆言‘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中原’,某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强暴不可以久安于华夏。’”夫所谓南北定势者,粤自汉鼎之亡,天下离为南北,吴不能以乱魏而晋卒以并吴,晋不能取中原而陈亦终毙于隋。与夫艺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吴越,天下之士遂以为东南地薄兵脆,将非命世之雄,其势故至于此,而蔡谟亦谓:“度今诸人必不能办此,吾见韩庐、东郭俱毙而已。”某以谓吴不能取魏者,盖孙氏之割据,曹氏之猜雄,其德本无以相过,而西蜀之地又分于刘备,虽欲以兵窥魏势不可得也。晋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时诸戎皆有豪杰之风,晋之强臣方内自专制,拥兵上流,动辄问鼎,自治如此,何暇谋人?宋、齐、梁、陈之间,其君臣又皆以一战之胜蔑其君而夺其位,其心盖侥幸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自固也。至于南唐、吴越之时,适当圣人之兴,理固应尔,无足怪者。由此观之,所遭者然,非定势也。

  且方今南北之势,较之彼时亦大异矣:地方万里而劫于夷狄之一姓,彼其国大而上下不交,政庞而华夷相怨,平居无事,亦规规然摹仿古圣贤太平之事以诳乱其耳目,是以其国可以言静而不可以言动,其民可与共安而不可与共危,非如晋末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战国,唐季之藩镇,皆家自为国,国自为敌,而贪残吞噬、剽悍劲鲁之习纯用而不杂也。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泽涵养浸渍之难忘、而中原民心眷恋依依而不去者,又非得为今日比。故曰:“较之彼时南北之势大异矣。”

  当秦之时,关东强国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动以十数万之众见屠于秦,君为秦虏而地为秦墟。自当时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敌之明验,而项梁乃能以吴楚子弟驱而之赵,救钜鹿,破章邯,诸侯之军十余壁皆莫敢动,观楚之战士无不一当十,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坑秦军、入函谷、焚咸阳、杀子婴。是又不可以南北勇怯论也。方怀王入秦时,楚人之言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夫彼岂能逆知其事之必至此耶,盖天道好还,亦以其理而推之耳。故某直取古今常理而论之。

  夫所谓古今常理者:逆顺之相形,盛衰之相寻,如符契之必合,寒暑之必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顺居盛犹有衰焉,以逆居盛固无衰乎?某之所谓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长而据有中夏,子孙又有泰山万世之安,古今岂有是事哉?今之议者,皆痛惩曩时之事而劫于积威之后,不推项籍之亡秦而猥以蔡谟之论晋者以藉其口,是犹怀千金之璧而不能斡营低昂、而俯首于贩夫,惩蝮蛇之毒,不能详核真伪而褫魄于雕弓,亦已过矣。昔越王见怒蛙而式之,曰:“是犹有气。”盖人而有气然后可以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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