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传第三章从吴国公到吴王三南征北伐(3)

三南征北伐(3)

　　元璋是懂得宣传的好处的，文字上、口头上的好话有时比刀枪还有力量。要使北方人民明白大军北伐的意义，要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对红军的恐惧心理，瓦解元军的军心士气，火铳石炮没有作用，有用的是宋濂的文章。宋濂奉命写的告北方官吏人民的檄文说：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鸩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悯。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乃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尊主”本作“尊元”。〕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明太祖实录》作“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人民未知，反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宋濂《宋学士文集》，《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高岱《鸿猷录·北伐中原》。〕

　　这是元璋幕僚中儒生系统的杰作，代表几千年来儒家的正统思想。这篇文字的中心思想有两点：第一是民族革命，特别强调夷夏的分别，特别强调中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治理。过去不幸被外族侵入，冠履倒置，现在要“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了，这两句响亮动听的口号，比之红军初起时所提出的恢复赵宋政权，已从狭隘的恢复一个已被遗忘的皇家，进而为广泛的恢复民族独立，进步何止千里！以此为号召，自然更能普遍地获得全民的拥护和支持，尤其是打动了儒生、士大夫的注意。第二是复兴道统，亦即旧有的文化的思想的系统之恢复。文中指出“礼义者御世之大防”，也就是说“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朝廷者天下之根本”是纲是纪，这一套正是儒家的中心思想，也就是多少年来维持统治的金科玉律。大之治国，小之修身，从政治到生活，都套在这一个模子中。蒙古人入主中国，开头君明臣良，还能够纲维天下，中期以后，这模子被破坏了，弄得乱七八糟。如今北伐，目的在“立纲陈纪，救济斯民”，重建旧模子，恢复这个世世相传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这比之红军初起时所宣传的弥勒佛和明王出世的空幻的理想世界，已进而为更切实的具体的文化的生活习惯的正常化，自然高明得多，能广泛地获得那苦于社会动荡的小民的拥护和支持，更能吸引儒生、士大夫的深切同情。

　　骂元朝，说他破坏传统文化，说他政治贪污腐化，营私毒虐，是个坏政府，上天已经厌弃他了。

　　骂元朝将军，河洛指扩廓帖木儿，扩廓原来是汉人，名王保保，为母舅色目人察罕帖木儿养子，元帝赐以蒙古名，是抬举他算蒙古人的意思。关陕指李思齐等四将军。骂扩廓用外族名字，以夷变夏，跋扈要君。骂李思齐说他制造内乱，不忠于国。这两批有实力的人都要不得，不能做华夏之主。那么，谁应该来治理中国呢？下一段指出当然是出身“淮右布衣”的朱元璋。淮右布衣这一身份，以后极为元璋所喜爱，有时也稍变花样，说成“江左布衣”“淮西布衣”等〔读朱元璋的诏令，很难发现有几篇文字没有卖弄他出身“布衣”的。〕，无论对内对外的诏令文告，有理无理都要插进这一句，成为卖弄成就的口头禅了。

　　妖人当然是指韩林儿。此地插进这一称呼，等于秃子骂和尚，用意是撇清，告诉北方人民，我在骂妖人，可见我决非妖人，我说“妖人已灭”，更可见我决非妖人。你们也许有怕红军的，我并非妖人，你们不必害怕。这说法表白他正面是讲礼义的，不同于元朝，也不同于红军，反面替自己洗刷，勾销了过去十七年来他是红军头目这一事实。

　　临了，说明要“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掮出逐虏雪耻的使命。

　　最后，为了缓和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心理，声明只要他们知礼义，加入中国文化系统，也就承认是中国公民，和中国人民一样看待。

　　前一年讨张士诚的檄文，只是消极地踢开红军，空洞地骂元政府。到这时候，才鲜明地、具体地、积极地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和保持传统文化的政纲。这是元璋幕府里儒生群的再一次胜利，也是朱元璋的再次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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