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传(30)_吴晗

三〇

　　这件公案，明朝史书记载都以为是谋叛，只有明末的史家谈迁认为当时朱元璋和邵荣都是宋的将领：“渡江勋旧，俱鱼服之侣，臣主未定，等夷相视，见兵柄独握，未免为所欲为耳。”[45]他们的行为说不上是什么造反，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尽管如此，这件事给元璋的影响是深刻的，内部发生了裂痕，非加强控制不可。不久又发生谢再兴投敌的事件，越发使他认识到必须牢牢掌握军权，建立一套必要的制度，使将不能专兵，军队不能由任何将领掌握，后来军卫法的制定和杀戮功臣，都和这两件事有密切关系。

　　〔[45]《国榷》卷一。〕

　　元璋和张士诚相持了十年，打来打去，双方都占不到便宜。直到元璋从武昌凯旋以后，集中军力，进攻东吴，局面才发生剧烈的变化。[46]

　　〔[46]《明史》卷一百二十三《张士诚传》，《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周张士诚》引逸名《农田余话》。〕

　　元璋对东吴的攻势，分作三个步骤：第一步攻势起于至正二十五年十月，攻击目标是东吴北境淮水流域，到二十六年四月间，尽取通州、兴化、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安丰诸州县。孙德崖早已死去，濠州四面受敌，也投降了。半年工夫，完成预定任务，使东吴军力局促于长江之南。

　　第二步攻势起于二十六年八月，分兵两路，进取湖州、杭州，切断东吴的左右两臂，到十一月间，湖、杭守军投降，造成北、西、南三面包围平江的形势。

　　第三步攻势是平江的攻围战，从二十六年十二月到吴元年九月，前后一共十个月，才攻下平江，俘执士诚，结束了十年来的拉锯战。

　　元璋于尽占淮水诸城之后，至正二十六年五月，传檄声讨张士诚，檄文详尽说明当时情势，和自己起兵经过，檄文说：

　　盖闻伐罪吊民，王者之师，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近睹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成，罪以情免，宪台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庙堂不以为虑，方添冗官，又改钞法，役数十万民，湮塞黄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洽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千端万状。元以天下兵马钱粮而讨之，略无功效，愈见猖獗，然而终不能治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观熟虑，乘势而起，或假元氏为名，或托乡军为号，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

　　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渐至提兵，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遂引兵渡江。赖天地祖宗之灵，及将帅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战而定浙东。陈氏称号，据我上游，爰兴问罪之师，彭蠡交兵，元恶授首，父子兄弟，面缚舆榇，既待以不死，又列以封爵，将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广，尽入版图，虽德化不及，而政令颇修。

　　唯兹姑苏张士诚，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大势，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孙，其罪二也；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称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边，一战生擒其亲弟，再犯浙省，扬矛直捣其近郊，首尾畏缩，乃又诈降于元，其罪四也；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完者），其罪五也；占据江浙钱粮，十年不贡，其罪六也；知元纲已堕，公然害其丞相达识帖木儿、南台大夫普化帖木儿，其罪七也；恃其地险食足，诱我叛将，掠我边民，其罪八也。几此八罪，……理宜征讨，以靖天下，以济斯民。爰命中书左丞相徐达率领马步官军舟师，水陆并进，攻取浙西诸处城池。已行戒饬军将，征讨所到，歼厥渠魁，胁从妄洽，备有条章。凡我逋逃居民，被陷军士，悔悟来归，咸宥其罪。其尔张氏臣僚，果能明识天时，或全城附顺，或弃刃投降，名爵赏踢，予所不吝。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舍，仍前为主，依额纳粮，余无科取，使汝等永保乡里，以全室家。此兴师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抗拒王师者，即当移兵剿灭，迁徙宗族于五溪、两广，永离乡土，以御边戎。凡予所言，信如皎日，咨尔臣庶，毋或自疑。

　　檄文开始：“皇帝圣旨，吴王令旨，总兵官准中书省咨，敬奉令旨。”结尾：“敬此，除敬遵外，敬请施行，准此，合行备出文榜晓谕，故依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文榜，须议出给者。龙凤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州判官许士杰赍到。”[47]和这篇檄文同时，还有性质相同的一道宣谕徐州吏民的文告说：

　　〔[47]檄文全文见《平吴录》、祝允明《前闻记》《野记》、陆深《续停骖录》四书。《前闻记》和《平吴录》文字不同处很多，有事后窜改的，如元璋在发此橄文时为吴王，皇帝指小明王，《前闻记》元璋自称朕，《平吴录》则称予、称我，显然《平吴录》是比较可靠的。也有些地方如乡军指地主军，《前闻记》作香军，《平吴录》作乡军，也据《平吴录》。〕

　　近自胡元失政，兵起汝、颍，天下之人以为豪杰奋兴，太平可致。而彼唯以妖言惑众，不能上顺天意，下悦民心，是用自底灭亡。及元兵云集，其老将旧臣，虽有握兵之权，皆无戡乱之略，师行之地，甚于群盗。致使中原版荡，城郭丘墟，十有余年，祸乱极矣。[48]

　　〔[48]《明太祖实录》卷十六。〕

　　这两篇文字，充满了封建理论的代表者儒家的思想，可以明白看出是刘基、宋濂等人的策略，也可能出于他们的手笔。指责张士诚的八款罪状，除了第四款和第八款和西吴有关以外，其他六款都是张士诚背叛元朝的罪状，不看头尾，使人容易误会成是元朝政府的讨伐令，朱元璋竟然站在他所反对的元朝政府立场声讨敌人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朱元璋这一方面实在举不出张士诚什么罪状。檄文末段分化东吴军民，说明只杀首恶，不追究从犯；东吴臣僚投降的都给官做；逃亡居民和投降军士，都许他们回来；百姓——主要是地主能够安业的，许其保有原来田产房舍，争取东吴治下官僚、地主的归顺，减少大军进攻的抵抗力量。这一段文字明确声明他的立场的变，从反对封建地主突变为维护封建地主的既得利益。他的根本立场改变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消除东吴官僚、地主对红军的疑惧，在第一段强调指斥弥勒教为妖术、妖言、凶谋，列举他们杀人放火，主要是杀戮士大夫的罪状，并且还严肃声言自己已经灼见妖言不能成事，不相信这一套了。他已经背叛了弥勒教了。

　　陈友谅父兄子弟归降，都封列侯，将相都做大官，地主和农民各安生理，就是他不相信弥勒教的证据，也就是东吴官僚、地主的榜样。就这样，声讨张士诚的檄文实质上是声讨红军的檄文，而被声讨的最高人物——皇帝，恰恰就是红军的首脑宋帝小明王！表面上看来充满了矛盾，而在实质上却并不矛盾。这两篇文告公开、正式宣告了朱元璋对弥勒教、对红军的斥责、背叛，否认了自己和全军过去对弥勒教的信奉，脱去宗教迷信的外衣，进一步宣称进军的任务是为了伐罪救民，是为了使民庶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公开地取消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公开地声明他对于农民起义的背叛，明确维护旧的封建地主阶级秩序，保证给官僚、地主、庶民以和平安定的生活，这是朱元璋一生中划时代的转变，从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变为地主阶级的领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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