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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韩求仁书


  比承手笔,问以所疑,哀荒久不为报。勤勤之意,不可以虚辱,故略以所闻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择尔。

  盖序《诗》者不知何人,然非达先王之法言者不能为也。故其言约而明,肆而深,要当精思而熟讲之尔,不当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诗,而其所系不同者,《周南》之诗,其志美,其道盛。微至于赳赳武夫、《兔罝》之人,远至于江汉、汝坟之域,久至于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则不能与于此。此其所以为诸侯之风,而系之召公者也。夫事出于一人,而其不同如此者,盖所入有浅深,而所施有久近故尔。所谓《小雅》、《大雅》者,《诗》之《序》固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所谓《大雅》者,积众小而为大,故《小雅》之末,有疑于《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诗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于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于小,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马迁以为《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于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恶疑于大。盖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恶大矣,其小者犹如此也。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时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实一也。何以知其如此?《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乱,为乱者作也;闵乱,为遭乱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扬之水》,先束薪而后束楚,忽之《扬之水》,先束楚而后束薪。周之乱在上,而郑之乱在下故也。乱在上则刺其上,乱在下则闵其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为乱,成王幼冲,周公作《鸱鸮》以遗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乱而已,故不言刺乱也。言刺乱、刺褊、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时者,明非一人之事尔,非谓其不乱也。《关雎》之诗,所谓“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者,孔子所谓“哀而不伤”者也。《何彼且印分诗所谓“平王”者,犹格王、宁王而已,非东周之平王也;所谓“齐侯”者,犹康侯、宁侯而已,非营丘之齐侯也。《郑·缁衣》之诗宜也、好也、席也,此其先后之序也。此诗言武公父子善善之无已,故《序》曰“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席,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当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众也。《缁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适子之馆者”,就之也;为之改作缁衣而授之以粲者,举而养之也。能就之,又能举而养之,此所以为有国者之善善,而异于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国善善如此,则优于天下矣,其能父子善于其职,而国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诗,所谓“是任是负,以归肇祀”者,言后稷既开国,任负所种之谷以归而肇祀尔,非以谓兆帝祀于郊也。所谓“邛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我既为天子得祀郊,则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尔,非以为后稷得郊也。其卒曰“故臭亶时庶无罪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时乎乃以后稷肇祀,则庶无罪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时尔。盖所谓“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卫有邶、椭诗,而说者以谓卫后世并邶、投取之,理或然也。既无所受之,则疑而阙之可也。

  意诚而心正,心正则无所为而不正。故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此诗之言,故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经为有异乎此也。吾之所受者为此,则彼者吾之所弃也。所谓“彼哉彼哉”者,盖孔子之所弃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扬子谓“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犹之《诗》以不明为明,又以不明为昏。考其辞之终始,则其文虽同,不害其意异也。忠足以尽己,恕足以尽物,虽孔子之道,又何以加于此?而论者或以谓孔子之道,神明不测,非忠恕之所能尽。虽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过我”也者,所谓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无所取。古者凤鸟至,河出图,皆圣人在上之时。其言“凤鸟不至,河不出图”者,盖曰无圣人在上而已矣。颜子具圣人之体而微,所谓美人也。其于尊五美,屏四恶,非待教也。若夫郑声佞人,则由外铄我者也。虽若颜子者,不放而远之,则其于为邦也,不能无败。《书》曰:“能哲而惠,何忧乎榷担亢挝泛跚裳粤钌孔壬。”由此观之,佞人者,尧、舜之所难,而况于颜子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如声之深,则郑声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矣。”谓颜子“三月不违仁”者,盖有所试矣。虽然,颜子之行,非终于此,其后孔子告之以“克己复礼”而“请事斯语”矣。夫能言动视听以礼,则盖已终身未尝违仁,非特三月而已也。语道之全,则无不在也,无不为也,学者所不能据也,而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为德,德可据也。以德爱者为仁,仁譬则左也,义譬则右也。德以仁为主,故君子在仁义之间,所当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鲁也,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也。以微罪行也者,依于仁而已。礼,体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不及乎义、礼、智、信者,其说盖如此也。扬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一人而兼统四体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扬子言其合,老子言其离,此其所以异也。韩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义之无以异于道德,此为不知道德也。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此孟子所谓天之大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孔子所谓小器者也。言各有所当,非相违也。

  昔之论人者,或谓之圣人,或谓之贤人,或谓之君子,或谓之仁人,或谓之善人,或谓之士。《微子》一篇,记古之人出处去就,盖略有次序。其终所记八士者,其行特可谓之士而已矣。当记此时,此八人之行,盖犹有所见,今亡矣,其行不可得而考也。无君子小人,至于五世则流泽尽,泽尽则服尽,而尊亲之礼息。万世莫不尊亲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所谓“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国中之地谓之廛,以《周官》考之,此说是也。廛而不征者,赋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货;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赋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盖制商贾者恶其盛,盛则人去本者众;又恶其衰,衰则货不通。故制法以权之,稍盛则廛而不征,已衰则法而不廛。文王之时,关讥而不征,及周公制礼,则凶荒札丧,然后无征,盖所以权之也。贡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为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时而已矣。责难于君者,吾闻之矣,责善于友者,吾闻之矣。虽然,其于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则止”;其于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王欢于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尝谋于孟子,则孟子未尝与之言,不亦宜乎?

  求仁所问于《易》者,尚非《易》之蕴也。能尽于《诗》、《书》、《论语》之言,则此皆不问而可知。某尝学《易》矣,读而思之,自以为如此,则书之以待知《易》者质其义。当是时,未可以学《易》也,唯无师友之故,不得其序,以过于进取,乃今而后,知昔之为可悔。而其书往往已为不知者所传,追思之,未尝不愧也。以某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盖以求仁才能而好问如此,某所以告于左右者,不敢不尽,冀有以亮之而已。至于《春秋》三传,既不足信,故于诸经尤为难知,辱问皆不果答,亦冀有以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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