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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隐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齐而后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圣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扬子亦曰:“孔子高饿显,下禄隐。”夫圣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于人而所行于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于人而所弃于己者也。然而孔、孟生于可避之世而未尝避也,盖其不合则去,则可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于扬子,则吾窃有疑焉尔。当王莽之乱,虽乡里自喜者,知远其辱,而扬子亲屈其体为其左右之臣,岂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处之,非必出于此言乎?曰:圣贤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岂固欲为此不同哉?盖时不同则言行不得无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时不同而固欲为之同,则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于圣人而道不同,则其为小人也孰御哉?世之士不知道不可一迹也久矣。圣贤之宗于道,犹水之宗于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尝同也,至其宗于海则同矣。圣贤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尝同也,至其宗于道则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于海;圣贤因时而屈伸,故能宗于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圣人也,百世之师也。”如其高饿显,下禄隐,而必其出于所高,则柳下惠安拟伯夷哉?扬子曰:“途虽曲而通诸夏,则由诸;川虽曲而通诸海,则由诸。”盖言事虽曲而通诸道,则亦君子所当同也。由是而言之,饿显之高,禄隐之下,皆迹矣,岂足以求圣贤哉?唯其能无系累于迹,是以大过于人也。如圣贤之道,皆出于一,而无权时之变,则又何圣贤之足称乎?圣者,知权之大者也;贤者,知权之小者也。昔纣之时,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盖亦所谓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言君子之无可无不可也。使扬子宁不至于耽禄于弊时哉?盖于时为不可去,必去,则扬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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