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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贤于尧舜


  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圣之为称,德之极;神之为名,道之至。故凡古之所谓圣人者,于道德无所不尽也。于道德无所不尽,则若明之于日月,尊之于上帝,莫之或加矣。《易》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此之谓也。由此观之,则自传记以来,凡所谓圣人者,宜无以相尚,而其所知亦同。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而世之解者必曰:“是为门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论也。”而孟子亦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是岂亦门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论哉?为是言者,盖亦未之思也。夫所谓圣贤之言者,无一辞之苟。其发也,必有指焉;其指也,学者之所不可不思也。夫圣者,至乎道德之妙,而后世莫之增焉者之称也。苟有能加焉者,则岂圣也哉?然孟子、宰我之所以为是说者,盖亦言其时而已也。昔者道发乎伏羲,而成乎尧、舜,继而大之于禹、汤、文、武。此数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浸明浸备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继之者焉,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是也。夫伏羲既发之也,而其法未成,至于尧而后成焉。尧虽能成圣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备也。夫以圣人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备天下之法,而必待至于孔子者,何哉?盖圣人之心,不求有为于天下,待天下之变至焉,然后吾因其变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时,天下之变备矣,故圣人之法亦自是而后备也。《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此之谓也。故其所以能备者,岂特孔子一人之力哉?盖所谓圣人者,莫不预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盖言集诸圣人之事,而大成万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贤于尧、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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