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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主义 第二讲(2)


  这种争斗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决?必要再回复到一种新共产时代,才可以解决。所谓人与人争,究竟是争什么呢?就是争面包,争饭碗。到了共产时代,大家都有面包和饭吃,便不至于争,便可以免去人同人争。所以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的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我们国民党所提倡的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能够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

  我们国民党在中国所占的地位、所处的时机,要解决民生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呢?这个方法,不是一种玄妙理想,不是一种空洞学问,是一种事实。这种事实不是外国所独有的,就是中国也是有的。我们要拿事实做材料,才能够定出方法;如果单拿学理来定方法,这个方法是靠不住的。这个理由,就是因为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好像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科学上最初发明的许多学理,一百种之中有九十九种是不能够实行的,能够实行的学理不过是百分之一。如果通通照学理去定办法,一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解决社会问题,一定是要根据事实,不能单凭学理。

  在中国的这种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受贫穷的痛苦。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其他的穷人都可说是大贫。中国的大资本家在世界上既然是不过一个贫人,可见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我们要把这个分别弄到大家平均,都没有大贫,要用什么方法呢?大概社会变化和资本发达的程序,最初是由地主,然后由地主到商人,再由商人才到资本家。地主之产生,是由于封建制度。欧洲现在还没有脱离封建制度。中国自秦以后,封建制度便已经打破了。当封建制度的时候,有地的贵族便是富人,没有地的人便是贫民。中国到今日脱离封建制度虽然有了二千多年,但是因为工商业没有发达,今日的社会情形还是和二千多年以前的社会情形一样。中国到今日,虽然没有大地主,还有小地主。在这种小地主时代,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没有人和地主为难。

  不过,近来欧美的经济潮流一天一天的侵进来了,各种制度都是在变动,所受的头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土地问题。比方现在广州市的土地在开辟了马路之后,长堤的地价,和二十年以前的地价相差是有多少呢?又像上海黄浦滩的地价,比较八十年以前的地价相差又是有多少呢?大概可说相差一万倍。就是从前的土地大概一块钱可以买一方丈,现在的一方丈便要卖一万块钱,好像上海黄浦滩的土地现在每亩要值几十万,广州长堤的土地现在每亩要值十几万。所以中国土地先受欧美经济的影响,地主便变成了富翁,和欧美的资本家一样了。经济发达、土地受影响的这种变动,不独中国为然,从前各国也有这种事实。不过各国初时不大注意,没有去理会,后来变动越大才去理会,便不容易改动,所谓积重难返了。我们国民党对于中国这种地价的影响,思患预防,所以要想方法来解决。

  讲到土地问题,在欧美社会主义的书中,常说得有很多有趣味的故事。像澳洲有一处地方,在没有成立市场以前,地价是很平的。有一次政府要拍卖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在当时是很荒芜的,都是作垃圾堆之用,没有别的用处,一般人都不愿意出高价去买。忽然有一个醉汉闯入拍卖场来。当时拍卖官正在叫卖价,众人所还的价,有一百元的,有二百元的,有还到二百五十元的;到了还到二百五十元的时候,便没有人再加高价。拍卖官就问有没有加到三百元的?当时那个醉汉,醉到很糊涂,便一口答应,说我出价三百元。他还价之后,拍卖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块地皮。地既卖定,众人散去,他也走了。到第二天,拍卖官开出账单,向他要地价的钱。他记不起昨天醉后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认那一笔账;后来回忆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对于政府既不能赖账,只可费了许多筹划,尽其所有,才凑够三百元来给拍卖官。他得了那块地皮之后,许久也没有能力去理会。相隔十多年,那块地皮的周围都建了高楼大厦,地价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买那块地皮,还他数百万的价钱,他还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块地分租与人,自己总是收地租。更到后来,这块地便涨价到几千万,这个醉汉便成澳洲第一个富家翁。推到这位澳洲几千万元财产的大富翁,还是由三百元的地皮来的。

  讲到这种事实,在变成富翁的地主当然是很快乐,但是考究这位富翁原来只用三百元买得那块地皮,后来并没有加工改良,毫没有理会,只是睡觉,便坐享其成,得了几千万元。这几千万元是谁人的呢?依我看来,是大家的。因为社会上大家要用那处地方来做工商事业的中心点,便去把他改良,那块地方的地价才逐渐增加到很高。好像我们现在用上海地方做中国中部工商业的中心点,所以上海的地价比从前要增涨几万倍。

  又像我们用广州做中国南部工商业的中心点,广州的地价也比从前要增涨几万倍。上海的人口不过一百多万,广州的人口也是一百多万,如果上海的人完全迁出上海,广州的人完全迁出广州,或者另外发生天灾人祸,令上海的人或广州的人都消灭,试问上海、广州的地价还值不值现在这样高的价钱呢?由此可见,土地价值之能够增加的理由,是由于众人的功劳,众人的力量;地主对于地价涨跌的功劳,是没有一点关系的。所以外国学者认地主由地价增高所获的利益,名之为“不劳而获”的利,比较工商业的制造家要劳心劳力,买贱卖贵,费许多打算、许多经营才能够得到的利益,便大不相同。工商业家垄断物质的价值来赚钱,我们已经觉得是不公平;但是工商业家还要劳心劳力,地主只要坐守其成,毫不用心力,便可得很大的利益。但是地价是由什么方法才能够增涨呢?是由于众人改良那块土地,争用那块土地,地价才是增涨。地价一增涨,在那块地方之百货的价钱都随之而涨。所以就可以说,众人在那块地方经营工商业所赚的钱,在间接无形之中都是被地主抢去了。

  至于中国社会问题,现在到了什么情形呢?一般研究社会问题和提倡解决社会问题的人,所有的这种思想学说,都是从欧美得来的。所以讲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除了欧美各国所主张的和平办法和马克思的激烈办法以外,也没有别的新发明。此刻讲社会主义,极时髦的人是赞成马克思的办法。所以一讲到社会问题,多数的青年便赞成共产党,要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来实行。到底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那般青年志士,用心是什么样呢?他们的用心是很好的。他们的主张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以为政治、社会问题要正本清源,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所以他们便极力组织共产党,在中国来活动。

  我们国民党的旧同志,现在对于共产党生出许多误会,以为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不知道我们一般同志,在二十年前都是赞成三民主义互相结合。在没有革命以前,大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譬如当时参加同盟会的同志,各人的目的都是在排满。在进会的时候,我要他们宣誓,本是赞成三民主义;但是他们本人的心理,许多都是注意在民族主义,要推翻清朝,以为只要推翻满清之后,就是中国人来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就他们宣誓的目的,本是要实行三民主义,同时又赞成中国人来做皇帝,这不是反对民权主义吗?就是极有思想的同志,赞成三民主义,明白三民主义是三个不同的东西,想用革命手段来实行主义,在当时以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住做去,没有别样枝节。所以他们对于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在当时都没有过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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