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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知行总论(1)


  总而论之,有此十证以为“行易知难”之铁案,则“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古说,与阳明“知行合一”之格言,皆可从根本上而推翻之矣。

  或曰:“行易知难之十证,于事功上诚无间言,而于心性上之知行,恐非尽然也。”吾于此请以孟子之说证之。《孟子》“尽心”章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此正指心性而言也。由是而知“行易知难”,实为宇宙间之真理,施之于事功,施之于心性,莫不皆然也。若夫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所以勉人为善者也。推其意,彼亦以为“知之非艰”,而“行之惟艰”也;惟以人之上进,必当努力实行,虽难有所不畏,既知之则当行之,故勉人以为其难。遂倡为“知行合一”之说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其勉人为善之心,诚为良苦。无如其说与真理背驰,以难为易,以易为难;勉人以难,实与人性相反。是前之能“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今反为此说所误,而顿生畏难之心,而不敢行矣。此阳明之说,虽为学者传诵一时,而究无补于世道人心也。

  或曰:“日本维新之业,全得阳明学说之功,而东邦人士威信为然,故推尊阳明极为隆重。”不知日本维新之前,犹是封建时代,其俗去古未远,朝气尚存;忽遇外患凭凌,幕府无措,有志之士激于义愤,于是倡尊王攘夷之说以鼓动国人。是犹义和团之倡扶清灭洋,同一步调也。所异者,则时势有幸有不幸耳。及其攘夷不就,则转而师夷,而维新之业乃全得师夷之功。是日本之维新,皆成于行之而不知其道者,与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实风马牛之不相及也。倘“知行合一”之说果有功于日本之维新,则亦必能救中国之积弱,何以中国学者同是尊重阳明,而效果异趣也。此由于中国习俗去古已远,暮气太深,顾虑之念,畏难之心,较新进文明之人为尤甚。故日本之维新,不求知而便行。中国之变法,则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犹畏难而不敢行,盖误于以行之较知之为尤难故也。

  夫维新变法,国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也。是故日本之维新,多赖冒险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维新而已。中国之变法,必先求知而后行,而知永不能得,则行永无其期也。由是观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不过不能阻朝气方新之日本耳,未尝有以助之也;而施之暮气既深之中国,则适足以害之矣。夫“知行合一”之说,若干科学既发明之世,指一时代一事业而言,则甚为适当;然阳明乃合知行于一人之身,则殊不通于今日矣。以科学愈明,则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则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也。

  予之所以不惮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夫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此说深中于学者之心理,由学者而传于群众,则以难为易,以易为难。遂使暮气畏难之中国,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由是易者则避而远之,而难者又趋而近之。始则欲求知而后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则惟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间有不屈不挠之士,费尽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为尤难,则虽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此中国积弱衰败之原因也。夫畏难本无害也,正以有畏难之心,乃适足导人于节劳省事,以取效呈功。此为经济之原理,亦人生之利便也。惟有难易倒置,使欲趋避者无所适从,斯为害矣。旷观中国有史以来,文明发达之迹,其事昭然若揭也。

  唐虞三代,甫由草昧而入文明;乃至成周,则文物已臻盛轨,其时之政治制度、道德文章、学术工艺几与近代之欧美并驾齐驱,其进步之速大非秦汉以后所能望尘追迹也。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夫人类之进化,当然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而后来居上也。乃中国之历史,适与此例相反者,其故何也?此实“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有以致之也。三代以前,人类混混噩噩,不识不知,行之而不知其道,是以日起有功,而卒底于成周之治化,此所谓不知而行之时期也。由周而后,人类之觉悟渐生,知识日长,于是渐进而入于欲知而后行之时期矣。适于此时也,“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渐中于人心,而中国人几尽忘其远祖所得之知识皆从冒险猛进而来,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费千百年之时间以行之,而后乃能知之;或费千万人之苦心孤诣,经历试验而后知之。而后人之受之前人也,似于无意中得之。故有以知为易,而以行为难,此直不思而已矣。当此欲知而后行之时代,适中于“知易行难”之说,遂不复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此三代而后,中国文化之所以有退无进也。

  夫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欧美幸而无“知易行难”之说为其文明之障碍,故能由草昧而进文明,由文明而进于科学。其近代之进化也,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乐行之,此其进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飞之进步也。

  当元代时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者,曾游仕中国,致位后回国著书,述中国当时社会之文明,工商之发达,艺术之进步,欧人见之尚惊为奇绝,以为世界未必有如此文明进化之国也。是犹中国人士于三十年前见张德彝之《四达奇》一书,所志欧洲文明景象,而以为荒唐无稽者同一例也。是知欧洲六百年前之文物,尚不及中国当时远甚。而彼近一二百年来之进步,其突飞速率,有非我梦想所能及也。日本自维新以后五十年来,其社会之文明,学术之发达,工商之进步,不独超过于彼数千年前之进化,且较之欧洲为尤速,此皆科学为之也。自科学发明之后,人类乃始能有具以求其知,故始能进于知而后行之第三时期之进化也。

  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如中国之习闻,有谓天圆而地方、天动而地静者,此数千年来之思想见识,习为自然,无复有知其非者,然若以科学按之以考其实,则有大谬不然者也。又吾俗呼养子为螟蛉,盖有取于蜾蠃变螟蛉之义。古籍所传,螟蛉桑虫也,蜾蠃蜂虫也,蜂虫无子,取桑虫蔽而殪之,幽而养之,祝曰“类我,类我”,久则化而成蜂虫云。吾人以肉眼骤察之,亦必得同等之判决也。惟以科学之统系考之,物类之变化未有若是其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则之视察,将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幽而养之”之事,集其数起,别其日数,而同时考验之。又以其一起分日考验之,以观其变态。则知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是也,幽而养之非也。蔽而殪之之后,蜾蠃则生卵于螟蛉之体中,及蜾蠃之子长,则以螟蛉之体为粮。所谓幽而养之者,即幽螟蛉以养蜾蠃之子也。是蜾蠃并未变螟蛉为己子也,不过以螟蛉之肉,为己子之粮耳。由此事之发明,令吾人证明一医学之妙术,为蜾蠃行之在人类之先,即用蒙药是也。

  夫蜾蠃之蔽螟蛉于泥窝之中,即用其蜂螫以灌其毒手螟蛉之脑髓而蒙之,使之醉而不死,活而不动也。若螟蛉立死,则其体即成腐败,不适于为粮矣。若尚生而能动,则必破泥窝而出,而蜾蠃之卵亦必因而破坏,难以保存以待长矣。是故为蜾蠃者,为需要所迫,而创蒙药之术以施之于螟蛉。夫蒙药之术,西医用之以治病者尚不满百年,而不期蜾蠃之用之,已不知几何年代矣。由此观之,凡为需要所迫,不独人类能应运而出,创造发明,即物类亦有此良能也。是行之易,知之难,人类有之,物类亦然。惟人类则终有觉悟之希望,而物类则永无能知之期也。吾国人所谓“知之非艰”,其所知者大都类于天圆地方、天动地静、螟蛉为子之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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