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上韩太尉书

上韩太尉书

　　轼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岁知读书，及壮大，不能晓习时事，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

　　以为西汉之衰，其大臣守寻常，不务大略。东汉之末，士大夫多奇节，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间，天下无事，公卿将相安其禄位，顾其子孙，各欲树私恩，买田宅，为不可动之计，低回畏避，以苟岁月，而皆依仿儒术六经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为口实。孔子曰：“恶居下流而讪上，恶讦以为直。”而刘歆、谷永之徒，又相与弥缝其阙而缘饰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龙释其风云之势而安于豢畜之乐，终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于匹夫之俎，岂不悲哉！其后桓、灵之君，惩往昔之弊，而欲树人主之威权，故颇用严刑，以督责臣下。忠臣义士，不容于朝廷，故群起于草野，相与力为险怪惊世之行，使天下豪俊奔走于其门，得为之执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荣。于是天下之士，嚣然皆有无用之虚名，而不适于实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宫室之为安，而号呼奔走，以自颠仆。昔者太公治齐，举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鲁，亲亲而尊尊。太公曰：“后世浸微矣。”汉之事迹，诚大类此。岂其当时公卿士大夫之行，与其风俗之刚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子，刚毅正直，而守之以宽，忠恕仁厚，而发之以义。故其在朝廷，则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于王事，而不敢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兴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天下之人，幸而有不为阿附、苟容之事者，则务为倜傥矫异，求如东汉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

　　轼自幼时，闻富公与太尉皆号为宽厚长者，然终不可犯以非义。及来京师，而二公同时在两府。愚不能知其心，窃于道涂，望其容貌，宽然如有容，见恶不怒，见善不喜，岂古所为大臣者欤？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为，而翘翘者又非圣人之中道，是以愿见太尉，得闻一言，足矣。太尉与大人最厚，而又尝辱问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见。今已后矣。不宣。轼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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