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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轲论


  昔者仲尼自卫反鲁,纲罗三代之旧闻,盖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终年不能究其说。夫子谓子贡曰:“赐·尔以吾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贯之。”天下苦其难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贯之也。是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法度礼乐刑政,与当世之贤人君子百氏之收,百工之技艺,九州之内,四海之外,九夷八蛮之事,荒忽诞谩而不可考者,杂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乱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学而不乱,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盖尝求之于六经,至于《诗》与《春秋》之际,而后知圣人之首,始终本末,各有条理。夫正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正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贼,而足以为孝矣。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贼,而足以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史弟不相夺,而足以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备,此固非有深远而难见,勤苦而难行者也。故《诗》之为教也,使人歌舞佚乐,无所不至,要在于不失正焉而已矣。虽然,圣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礼之所由废也。一失言者,义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残,天下大乱,未尝不始于此道。是故《春秋》力争于毫厘之间,而深明乎疑似之际,截然其有所必不可为也。不观于《诗》,无以见王道之易。不观于《春秋》,无以知王政之难。

  自孔子没,诸子各以所闻著书,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无有统要,若孟子,可谓深于《诗》而长于《春秋》者矣。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计。至宽而不可犯,至密而不可察,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后世或未之见也。

  且孟子尝有言矣:“人能充其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其无欲为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类也。”唯其不为穿窬也,而义至于不可胜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于穿窬。故曰: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必计。呜呼,此其所以为孟子欤!后之观孟子者,无观之他,亦观诸此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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