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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断上


  二虏为中国患,至深远也。天下谋臣猛将,豪杰之士,欲有所逞于西北者,久矣。闻之兵法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向者,臣愚以为西北难有可胜之形,而中国未有不可胜之备,故尝窃以为可特设一官,使独任其责,而执政之臣,得以专治内事。苟天下之弊,莫不尽去,纪纲修明,食足而兵强,百姓乐业,知爱其君,卓然有不可胜之备。如此,则臣固将备论而极言之。

  夫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天下将亡,其发必有门。圣人者,唯知其门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无道不与焉。盖有以诸侯强逼而至于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横行而至于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执权而至于亡者,汉、魏是也。有以蛮夷内侵而至于亡者,二晋是也。(司马氏、石氏。)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门而塞之,则至于今可以不废。惟其讳亡而不为之备,或备之而不得其门,故祸发而不救。夫天子之势,蟠于天下而结于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溃之。其窥之甚难,其取之甚密,旷日持久,然后可得而间,盖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圣人必于其全安甚盛之时,而塞其所由亡之门。

  盖臣以为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

  西戎、北狄,不足以为中国之大忧,而其动也,有以召内之祸。内之民实执其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先之以戎狄,而继之以吾民,臣之所谓可畏者,在此而已。

  昔者敌国之患,起于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无厌,以有倦待无厌,而能久安于无事,天下未尝有也。故夫二虏之患,特有远近耳,而要以必至于战。

  敢问今之所以战者何也?其无乃出于仓卒而备于一时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于一时,当其危疑扰攘之间,而吾不能自必,则权在敌国。权在敌国,则吾欲战不能,欲休不可。进不能战,而退不能休,则其计将出于求和。求和而自我,则其所以为媾者必重。军旅之后,而继之以重媾,则国用不足。国用不足,则加赋于民。加赋而不已,则凡暴取豪夺之法,不得不施于今之世矣。天下一动,变生无方,国之大忧,将必在此。

  盖尝闻之,用兵有权,权之所在,其国乃胜。是故国无小大,兵无强弱,有小国弱兵而见畏于天下者,权在焉耳。千钧之牛,制于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奋掷于山林,此其故何也?权在人也。我欲则战,不欲则守。战则天下莫能支,守则天下莫能窥。昔者秦尝用此矣。开关出兵以攻诸侯,则诸侯莫不愿割地而求和。诸侯割地而求和于秦,秦人未尝急于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后应。故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战。如此,则权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强于天下之诸侯,秦惟能自必,而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变,而卒归于秦。诸侯之利,固在从也。

  朝闻陈轸之说而合为从,暮闻张仪之计而散为横。秦则不然。横人之欲为横,从人之欲为从,皆使其自择而审处之。诸侯相顾,而终莫能自必,则权之在秦,不亦宜乎?

  向者宝元、庆历之间,河西之役,可以见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后战。其终也,逆探其意而与之和,又从而厚馈之,惟恐其一日复战也。如此,则贼常欲战而我常欲和。贼非能常战也,特持其欲战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势,屡用而屡得志,是以中国之大,而权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则莫若使权在中国。欲权之在中国,则莫若先发而后罢。示之以不惮,形之以好战,而后天下之权,有所归矣。

  今夫庸人之论,则曰勿为祸始。古之英雄之君,岂其乐祸而好杀。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岁岁出师,以从事于夷狄,盖晚而不倦,暴露于千里之外,亲击高丽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争先而处强也。当时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为敌国无衅而我则发之。夫为国者,使人备已,则权在我,而使已备人,则权在人。当太宗之时,四夷狼顾以备中国,故中国之权重。苟不先之,则彼或以执其权矣,而我又鳃鳃焉恶战而乐罢,使敌国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于吾。如此,则虽有天下,吾安得而为之?唐之衰也,惟其厌兵而畏战,一有败衄,则兢兢焉缩首而去之,是故奸臣执其权以要天子。及至宪宗,奋而不顾,虽小挫而不为之沮。当此之时,天下之权,在于朝廷。伐之则足以为威,舍之则足以为恩。臣故曰:先发而后罢,则权在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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