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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七 論七首


  【縱囚論〈康定元年〉】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耳,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本論中〈慶曆三年〉〔本論上見居士外集卷十〕】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

  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製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

  及周之衰,秦並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入。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並遊惰之奸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奸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奸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遍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

  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慶曆三年〉】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

  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眾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

  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荊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爾。

  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為俑者不仁,蓋歎乎啟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特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

  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奸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奸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與?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舍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為君難論上〈慶曆三年〉】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群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眾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眾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讚之,以其違眾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群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

  前世為人君者,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遍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眾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

  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群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

  由是言之,能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眾心而斂國怨乎?」

  【為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

  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

  秦始皇欲伐荊,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荊。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荊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慚,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荊。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

  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舍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朋黨論〈在諫院進。慶曆四年〉】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晞、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魏梁解】

  予論正統,辨魏、梁不為偽。議者或非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魏、梁皆負篡弑之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為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

  魏、梁之惡,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為據依,其敢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為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揜耳。使為君者不得揜其惡,則人之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

  凡惡之為名,非徒君子嫉之,雖為小人者,亦知其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為惡者,蓋以人為可欺,與夫幸人不知而可揜耳。夫位莫貴乎國君,而不能逃大惡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惡不可揜也。就使四君因聖人誅絕而其惡彰焉,則後世之為惡者,將曰彼不幸遭逢聖人黜絕而不得為君,遂彰其惡耳,我無孔子,世莫我黜,則冀人為可欺而惡可揜也。如此,則僥幸之心啟矣。惟與其為君使不得揜其惡者,《春秋》之深意也。桀、紂,不得貶其為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今匹夫之士,比之顏、閔則喜,方之桀、紂則怒,是大惡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

  《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揜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後知餘不黜魏、梁之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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