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集卷十九(3)

卷十九(3)

　　◇蔡侯、郑伯会于邓。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

　　德不修而惧外患者为可鄙，身不正而结外交者为可危。夫天下莫大于理、莫强于义也，曾何会盟之足恃哉！蔡、郑与邓为楚强而惧，则相与为会于邓，而不自省其德之不修也，不亦鄙乎？鲁之桓公篡其兄而立，则往与戎盟于唐，而不自念其身之不正也，不亦危乎？是故于邓之会，特书于经，而于唐之盟，谨书其至，圣人之意见矣。

　　呜呼！方叔元老，克壮其犹，吾闻蛮荆之来威矣，未闻私相会聚而惧之也；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吾闻戎狄之是膺矣，未闻刑牲歃血以要之也。而况于时会发禁，行人掌其事，非列国之所得专；司盟之法，太史藏其约，非诸侯之所宜用也哉。今也蔡、郑之为会于邓，不过谓我之封境，密迩荆蛮，而筚路褴缕之众，实蕃有徒，惟我有邦，所当协比，以为辅车相依之势。自常情观之，其策未为失也；君子则曰：惟德可以自强。苟有令政，则汤以七十里无敌于天下矣，何不师之而安其所以危乎？事丑德齐，莫能相尚，而徒以会聚为能事，陋矣哉三国之所为也！《春秋》直书其事，虽无贬词，而鄙之之意自见于言外矣。若夫鲁桓之及戎盟于唐，得无谓己得国本以不义，而狼子野心之种，实处东郊，我位新定，所当修睦以市继好息民之誉？自常人言之，以为不足责也；君子则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彼诸侯之甘心同恶者，无可望矣，安知祸之不在此乎？要言既毕，友行饮至，以告先君之庙，幸矣哉桓公之此行也！《春秋》先书“及”以志其欲在鲁，终书“至”以志其幸而得归，而危之之意见矣。观之诸侯，已不能自强矣；观之望国，又有甚焉：则夷夏盛衰之势判矣。呜呼！滥觞不塞，必致于滔天之忧；履霜不谨，无惑乎坚冰之至。他日盟于齐而战于泓，次厥貉而盟辰陵，甚而至于问鼎于周室，则楚之势愈盛。向使蔡、郑之徒能思所以自强，吾固知其不在此也。异日侵济西而为鲁患，阻燕贡而逐曹君，极而至于败刘康公之师，则戎之抗莫遏。向使中国无间可乘，吾又知其未至此也。《诗》曰：“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忧国者盍亦以礼义为尚，不然，何华夷之足辨哉！

　　◇郑人侵宋，宋人、齐人、卫人伐郑。荆伐郑，会齐侯、宋公云云，同盟于幽

　　贰国背好，以启华夷之交争；外夷猾夏，而速诸侯之从伯。此世道之所以变也。

　　夫夷狄之陵中国，岂无其故？而列国之成为伯，亦岂无其由哉？故我庄公之时，郑人弃二鄄之好，而间齐以侵宋。于是诸侯有伐郑之举，未几而荆亦伐郑。则华夷之争郑，非由郑人侵宋以启之欤？荆既伐郑，而后于幽之盟，出于诸侯之所同欲，而齐伯成矣。然则来齐、楚之争者，郑也；而成齐桓之伯者，荆也。比事以观，岂不信哉？师人有言：“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也。”其郑之谓乎？又曰：“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雀者，鹔也。”其楚之谓乎？我庄公之十年，齐、宋实始为郎之次，其年荆亦败蔡于莘，俨然有与君并兴之势矣。越四年，而荆入蔡，于是乎有二鄄之会。诸侯之心，盖已凛凛畏楚而思倚齐以为安矣。郑何为者，玉帛之好方同，而干戈之念又起？间诸侯之有事邘而侵宋，潜师以掠人之境，何名也？是时宋方睦于齐，师而加宋，齐必救之，郑岂不知此哉？而侵宋焉，是谓自作孽，以动天下之兵也。未几而诸侯之师至矣。以一旅之侵，易三国之伐，郑之为谋疏矣。不思既睽于齐，而又取轻于楚，遂使荆尸乘广之卒，鸣钟击鼓，公然问其缓告之罪，而荥阳、京栎之间，自是多故。向使郑人能守二鄄之好，则唇齿之势方固，楚安得而轻犯之哉？故曰“贰国背好，而启华夷之交争”也。若夫齐之图伯，固未能卒有诸侯也。北杏之会，宋人旋叛；二鄄之役，郑又贰心。屡会而不敢为盟，知人心未可以强一也。及夫荆患至郑，则天下诸侯皆有无厌及我之虑矣，于是大国若宋、卫，小国若滑、滕，远国若陈、许，望国若鲁，无不皆来，而郑伯亦不敢不亲至矣。于是相与为盟，且谓之“同”，而无不从齐之国矣。向使楚患未至于郑，则桓公之伯，乌得而遽成哉？故曰“外夷猾夏，以速诸侯之从伯”也。《春秋》书曰“郑人侵宋”，责之也；三国伐郑而书“人”，将卑师少也；“荆伐郑”，狄之也；“盟于幽”而书“同”，同欲也；诸侯书爵，与之也；不书“我公”，讳失信也。圣人予夺之意见矣。呜呼！以列国而主天下之政，岂《春秋》之所欲哉？不得已也。则世道之变，可胜言哉！

　　虽然，吾于齐桓伐郑之事，不能无憾也。郑突以篡而有国，当讨也，使桓公能请于王而正其罪，不亦美乎？而公之志，止于得郑而已耳。伐郑以讨其侵宋，执郑詹以问其不朝，于天下之大义无与也。论者谓召陵之役，不问楚之僭王，而问包茅之不入，盖伯者之苟且，大抵此。不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功盛矣，何仲尼之门羞称之哉？

　　◇齐仲孙来，齐高子来盟

　　外臣之来望国，其受命同而所行异，《春秋》因其得失而予夺之也。

　　夫以道事君者，忠之大也。仲孙、高子，皆齐大夫。仲孙之来，名为省难；高子之来，名曰谋鲁。其受命而来也，皆非有定难安危一定之辞也。《春秋》略其君臣之常词，而不称使，无以异也。然仲孙不劝其君急于讨贼，而俟其自毙；高子至则平鲁难而定僖公，使鲁国赖之以安。是仲孙不能匡君以义，而高子则能权而合宜。故《春秋》一则直书曰“来”，而不言其故；一则美而称“子”，且曰“来盟”，则二子之得失可见矣。仲尼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谓之“以礼”，则不可为私也；谓之“以忠”，则不以趋走承顺为恭，而以责难陈善为敬也。然则仲孙、高子之得失，岂不昭昭矣乎？夫齐之与鲁，亲则甥舅，且邻国也。鲁国有难，齐其可以坐视之乎？而况于盟幽之役，既以伯主自任，昭大神要言焉，于是乎授之诸侯，将何为耶？天祸鲁国，庄公即世，而嗣子弗终，无所归咎。鲁之臣子，方将有讨，而力不足，则大国是望而已矣。桓公不修乃职，而有乘乱取国之心，乃使仲孙来鲁，阳以省难为名，而阴行窥觇之计。伯主之义，岂若是哉？仲孙之言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则既知罪人之所在矣，则劝其君共行天讨，不可后也，乃曰“难不已，将自毙”，固将坐而待之乎？虽有“务宁鲁难而亲之”之言，不足以盖其幸灾养患之罪矣。卒使巨奸稔恶，无所忌惮，而武闱之祸再作。向使仲孙能劝桓公早为之所，岂至此耶？《春秋》不言其故，而止曰“来”，则其来之无名可知矣。闵公无禄，鲁国无君，桓公又使高子将南阳之甲至鲁，而谋其国。其所以命高子者，想不异于仲孙矣。而高子则不然，君之命我，虽无一定之言，而我之事君，岂可不引之以当道哉？与其取鲁而失天下之心，孰若安鲁以昭吾君之令德哉？于是制其阃外之命：鲁未有君，我是以定公子申之位；鲁难未已，我是以有鹿门、吏门之城；鲁民未安，我是以和其不协而为之盟。使周公之社稷赖以不坠，而齐侯获存亡继绝之名于天下。呜呼！事君若高子，真所谓大臣哉；若仲孙者，可谓具臣而已矣。故《春秋》特褒之而称“子”，且曰“来盟”，见其权在高子，而高子又能行权而合乎善，非若仲孙之比矣。

　　或曰：“仲孙以省难来，安知其阴行窥觇之计乎？”曰：“观桓公之问曰‘鲁可取乎’，则知之矣。”曰：“然则仲孙何以称字而不贬乎？”曰：“仲孙虽不能劝君以讨贼，而亦未尝纳君于恶也，故曰‘君其待之’非也，而曰‘君其务宁鲁难而亲之’则是矣。故以仲孙方之高子则不足，若加贬焉，则有劝桓公乘时以取鲁者，又将何以罪之哉？此又轻重之权衡也。故曰《春秋》非圣人莫能修之，夫岂可以苟言哉！”

　　◇晋人执虞公

　　诸侯徇利以失国，乃其自取之也。夫有国家而以利徇人，未有不失之矣，其虞公之谓乎？虞公贪璧马之赂，而从晋以灭虢，虢亡而虞亦随之。《春秋》书曰“晋人执虞公”，言以众人执独夫也。夫以千乘之国，爵为上公，而晋人执之如一夫然，非虞公自取之乎？观圣人之所书，可以为贪利者之戒矣。

　　夫虞，太王之昭也。晋于是乎灭虞矣，则不言灭，而止言“晋人执虞公”，何耶？盖灭者，亡国之善词，上下之同力也。上无明王，下无方伯，诸侯而有壤地褊小，困于强暴，力不足而失其国，非其有以致之，则书灭，以见灭之者之罪，如谭、遂、弦、黄之类是也。若夫虞公，则异于是矣。以堂堂上公之尊，君百里之地，夫孰得而犯之哉？今也重货财而轻兄弟，信邪说而违忠言，璧马既入而灭虢之师遂起，不思下阳灭而虢不能为虢，虢灭而虞不能以为虞。“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宫之奇言之矣，而不听。是爱社稷不如垂棘之璧，而视同姓之亲不如屈产之乘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非独夫而何哉？以千乘之君，而身为独夫，其亡也非不幸矣。《春秋》不书“晋人灭虞”，而曰“晋人执虞公”，若曰虞地之鋋于晋久矣，虞公之死命制于晋而已矣。故《左氏》曰：“罪虞且言易也。”《穀梁》曰：“其曰公者，犹下执之之词也。”呜呼！利之能亡人国若是哉！人亦有言：“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其如虞公矣！

　　或曰：“晋之于虞，同姓也。卫侯毁灭邢而生名之，虞固有罪，而晋得从末减，何耶？”曰：“灭人之国，其罪易见；而贪利以失国，其罪难明。下阳，邑也，而以虞、晋灭之为文，晋之罪已见矣。今又执虞公焉，虞公，天子之上公，而晋人擅执之，是无王也，而得为无罪乎？《春秋》不以梁亡之法书之，则亦不以恕晋矣。若夫灭同姓之恶，复何待于贬耶？”

　　◇莒人伐我东鄙，围台。季孙宿帅师救台，遂入郓

　　伐国而围人之邑，与救患而入人之邑者，皆王法之所不容也。夫兵，《春秋》之所恶。至于乘势以为利，尤有所不当为者矣。我襄公之十有二年，莒人伐我东鄙，而围台。书“伐”，书“围”，是罪之在莒也。季孙宿受命以救台，不受命而遂入郓，书“救”而“遂入”，是罪之在季孙矣。莒固不义，而鲁亦岂为义哉！《春秋》比而书之，所以著二国阻兵修怨之罪也。凡书“伐”者，皆恶其擅兵以为暴也；伐而围人之邑，则又甚矣。凡书“救”者，皆善其恤患而解纷也；救而遂入人邑，则救不足言而入为罪矣。是故蕞尔莒国，敢伐我而围邑，患自外至者也，君子固为鲁忧之；季氏强臣，因救邑而生事，患自内作者也，鲁国之忧至是始大矣。

　　呜呼！龙旗承祀，奄有龟蒙。鲁，周公之裔胄，春秋之时，惟齐倚其舅甥之故，而转为仇敌，其他若宋、若卫、若晋、若秦，皆不敢以一矢相向者，畏周公故也。今以僻陋在夷之莒，乃敢执干戈与鲁周旋，庸非鲁人自取之乎？于郦之役，季反败其师而俘其卿，莒人不敢报也。僖公屈千乘之尊，嫁女于其大夫，而自主之，又降班失列，下与之盟，封境之间，虽得无事，而辱国亦甚矣。宣公以不正之君，贪功徇利，以启争端，莒犹未敢致报，畏鲁之有齐援也。襄公不务德政，而属鄫以为私，卒致莒人灭鄫，而侏儒有狐绐之败。由是鲁之不能为人所料，而莒始敢称兵伐我矣。至于今而围台，乃莒人伐我之三役也。间诸侯之有事，背盟好而兴戈矛，今又伐我而围其邑，莒之罪不可胜诛矣。季孙受命以救台。台者，我之封邑，受诸先王，有民人焉，不可以不救也。师至而莒围解，振旅以归复命可矣。乃乘时而遂入郓，无乃怒蹊田而夺之牛乎？尤而效之，其罪与莒同矣。而擅权生事，不有其君，非细故也，其患岂直伐我东鄙而已哉？《春秋》书“莒人伐我东鄙，围台”，所以著莒人之罪；继书“季孙宿帅师救台，遂入郓”，“帅师救台”可也，而“遂入郓”不可也。“遂”者，专事之词；“入”者，不顺之意：则季孙之罪不可逃矣。故尝论之，莒、鲁之争，每不利于公，而利于季孙。厥后乘乱取郓者，季孙也，而叔孙当其讨；伐莒而取郓者，又季孙也，而昭公受其辱。其事盖权舆于救台入郓之举矣。故曰莒患不足为忧也，而大夫之患，深可为鲁忧也。讵不信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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