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志卷八邻交志下二(2)

卷八邻交志下二(2)

　　毛利庆亲已开战，欲颁攘夷亲征诏于天下，奏请行幸大和。帝遂诏曰：“拜神武天皇陵，驻跸春日山，议亲征。”自帝命萨、长、土三藩留镇京师，诸侯望风朝者八十余国，幕府奏请以松平容保为守护职，帝亦命留镇。而萨、长、土势最强，相倾轧，朝臣各分左右袒。又恐浪士主战者纵横辇毂，会行幸议决，忽有流言，谓：“长人当乘行幸火大内，奉驾函岭，东征幕府。”朝议忽中变。是月十七日夜半，亲王尊融、左大臣忠熙以下尽朝，决议召守护职所司代征兵备非常。议奏传命锁九门，令萨摩、会津、因幡、备前、阿波米、泽淀分守之。停公卿十三人参朝，召大纳言实德、大纳言实爱、中纳言光爱等。尊融传诏曰：“议奏关国事等，信长人诡激，矫诏旨，图不良。天皇震怒，亲征非睿旨也。”十八日，遂诏停行幸，免长人戍兵。长人乃挟中纳言三条实美等西去，容保等仍备非常。诏曰：“近者诏令真伪错出，十八日以来诏乃实出朕意。四方其体之。”九月，命亲王炽仁为攘夷别敕使，既以关东奏锁港停之。十一月，朝廷诏诸藩曰：“锁港待幕府指挥，勿轻举妄动。”主攘夷者闻之不怿，日朝议复陷姑息矣，相率奔长。是月，家茂遣外国奉行池田某、河津某、目付河田某等于英、佛诸国，图锁港事。先至佛说锁港，佛不容。某等目击海外交际日盛，有所悟，遂不历说各国。明年八月归，具陈其由。幕府责其辱命，削官禄。十二月二十七日，家茂复乘军舰入朝。元治元年甲子，正月十五日，家茂入京，总裁松平直侯等从之。二十日，家茂率诸大名朝献，诏家茂曰：“朕爱汝如子，汝亲朕当如父。丑夷不可不惩，然不可轻举暴动，宜以实心行实事。汝上策略，朕详察可否，以定不拔之国是。”又曰：“暴虎冯河，非朕所好。而三条实美等不察大势，矫诏亲征，欲讨幕府，长人遂炮击夷舶，暗杀幕吏，勾引公卿，其罪大矣。然皆朕不德所致。自今海内一敌忾，绝外交，以副朕意。”其他赐诏者四十馀藩，时谓之翻覆纶旨。自三条实美等西去，诏褫实美爵，禁长人入京。庆亲父子上书曰：“臣尊攘之志始终不渝，闻亲征诏下，距跃三百，欲为先锋。何图诏停行幸，罢臣宿卫。臣为谗言所中伤，九天为证，无以自明。臣今不敢诣阙自陈，惟坚奉前诏，一意攘夷，以死报国。”岛津久光入朝，亦奏曰：“八月之事，臣不胜悲痛。朝令夕改，衰世积习，请察时势人情，建不拔之基。临事纷纭，良法奇策，徒属无用。幸诏列藩决大计。”池田庆德奏曰：“向臣闻之大臣两卿，信攘夷之诏始终不渝。睿虑一惑，天下得窥九重浅深而不信朝命。夫七卿毛利氏之触朝谴，虽非无故，然要之遵奉睿旨为攘夷嚆矢，足以偿越境之罪。苟奉诏攘夷者蒙严谴，则人人解体，将日不如因循姑息之为愈。是自开瑕衅，陷于夷术中也。敢请许七卿及毛利氏入京，以明示积年攘夷之旨，一海内人心。”长冈护久与其弟护美奏曰：“要港已开而夷欲无厌，朝廷主决裂，幕府主游移，至于锢公卿、戮志士，而国内之隙开矣。庆亲初念在协和幕府以戴王室，顾朝旨、幕命未尽善，是以激烈之徒说七卿等辗转相激尔，如闻长人固执十八日前诏为真敕，十八日后诏为伪敕，然则其不奉幕命必矣。请召庆亲父子或重臣至大阪，下敕谕之，使奉幕命，然后责其罪，彼必低首屈服。否则酿成内讧，恐外人乘衅。”其馀上疏论事者三十馀人。四月，诏家茂曰：“汝入觐，列藩亦会同。今后宜政出一途，以示人归向。攘夷锁港，必奏尔功。若实美、庆亲等处置，一委之汝。先是朝廷置参豫，以忠熙、齐敬、尊融及容保、庆永、久光、丰信、宗城、护久等为之，既而更诏有事乃参朝议，以委将军一政权也。六月，大纳言实良奏曰：“朝廷下攘夷诏，而将军以锁港奏。公卿诸侯，东西奔走，皆志在攘夷。将军与庆喜既奉诏，然人则奉书，出则忘战，臣不解其故。”大原重德亦奏曰：“今天下汹汹，惧睿旨中变。臣决知其不然，特请变锁港为攘夷，布告中外，以示必战，定民志。”不报。八月，幕府下教征长州，初，长藩士屡上书乞宥庆亲父子罪，弗省。诸士决议曰：除君侧恶，馀无别策。于是其老福元侗等率兵犯阙，容保纠诸侯兵讨平之。七月十七日下征讨诏，寻削庆亲父子爵。部署肥、筑、萨、艺等二十一藩，以德川庆胜为总督。时各国欲寇长报怨，公使会议于横滨，及闻幕师征长，遂命将先攻。是月五日，有英、佛、墨、兰舰十八艘入丰前洋，寇马关。炮击前田坛浦烦台，长人应之，弹丸交注，炮烟蔽海，日暮交绥。六日再战，长人不利，撤守走。四国兵上陆，进至板谷，长人袭败之，杀十数人。七日，四国兵据山狙击，长人力拒，迭有胜败。而长人铅硝既尽，不得已约和。各国船长责前事，长人对日奉朝旨、幕命耳。出证左，谢之，乃定约撤戍，罢筑炮台。日嗣后纵外舶来往下关，许购石炭、薪水、食粮，遇飓风许上陆，偿金则俟与四国公议处以公法，媾乃成。既而各国公使逼幕府曰：“长事须偿金三，取之长人乎？抑问政府？”答曰政府取彼与之。各国公使日夕督促。既幕师攻长，长人伏罪，明年正月遂撤西征之师。庆应元年，幕府以长人内讧，再征长，家茂亲督师。于七月人京。九月，各国公使自横滨航入摄海，老中阻之不可径人武库，佛公使上书幕府曰：“订约久矣，以王朝诸侯持异议，内乱骚扰，驯致迁延。今萨、长已通好于英，均许开港，而政府反议锁港，何也？英使囊欲面议将军，将军不遽诺，故不得不以师从。佛深为贵国寒心。今不许条约，则造炮铸舰之术不传，其何以强兵？一败再败，势不可问。不如请敕许即开武库，以解诸国惑。”家茂大恐，因奏请让军职于庆喜，别疏曰：“今宇内互相往来，万里之大，弹丸之小，无一国能闭关拒人者。独我国迁延退避，畏之如虎，何以持国体。自墨使入下田，迭奉圣旨拒绝外交。然臣家茂亦面奉明诏戒轻战，于今八年矣。西征事起，臣入阪城，不图夷舰突进武库，要条约敕许。今内忧外患，逼于臣身，非啻臣身，皇国臣民同此祸厄，海防何者足恃与各国战。幸而小胜，环海皆寇，生灵何辜。臣身存亡即置之不问，臣诚不敢知宝祚安危如何。臣不胜痛哭，愿赐敕允以舒目前之祸。”疏已具，令德川元同入京，家茂遽发大阪，至伏见治归装。诸将士视急争从，道路绎骚。庆喜在京闻之，大愕，即夜与容保、定敬单骑驰赴伏见，面议而还。十月，庆喜、容保、定敬、长行等亦连署奏请敕许。诏问诸藩，多许之者。五日家茂乃入朝，令传奏飞鸟、井雅典、野宫定功赐敕于家茂，允许条约，然犹不许开武库。幕府宣告中外，外舰乃去。幕吏以敕示各使，英使见书中“兵库仍不许开港”语，遽起取书怒裂之，掷于地，曰：“使臣之职，尊约而已。他非所知。”幕府乞援于佛使，请为调停。于是老中连名作书曰：“兵库开港，其责在大君。已委水野和泉守，请至江户再商。”各使乃归横滨。

　　自戊午结约，朝野谤议，至是乃得敕裁。家茂遂驻大阪，命将西征。有佛舰过马关，曰：“佛已与政府盟，不得不援政府讨叛者。今将赴长崎，请归路，报我。”及长攻小仓，佛人诘长人，长人曰：“幕府屠我大岛，燔我聚落，杀戮亡辜。小仓负邻交，启东军，我何得唾面不报！”会英船来居间和解，佛人乃去。或曰幕府私嘱佛以劫长也。寻英人率军舰及测量船各一泊宇和岛，伊达宗城遣吏按之，对曰：“政府无悔约意，英岂有异志。”二年丙寅，七月十一日，将军家茂薨于军，布告列藩，旋征西师，诏以庆喜为将军。十二月，帝患痘，崩。今帝庆应三年丁卯五月，诏开武库港。先是，各国公使自武库至大阪，贺将军袭职，且促开港。庆喜奏请曰：“曩先帝明察，俯允《条约》，然犹禁开武库。先臣家茂岂敢违旨，而不以布告者，以开港之期载在盟府，不可渝也。苟或失信，各国将以兵戎问背盟之罪。我中世以还，群雄割据，互相盟誓，每洒血为书。然当城下穷蹙肉袒求和，辄以为姑许纾祸以待后图。当歃血之初，已萌背约之意，故已盟复寒，视为无足轻重之事。然不可施于今之外国也，今万国交际，首重缔约，一语已下，山可移，海可覆，而约不可废。故约中一字之墨，万民之膏血系焉，利害所关，不可不慎。今之《条约》诚有失便宜者，而非开武库港之谓也。臣闻英、美、鲁、佛各相往来，环球而居，虽异宜异俗，而横目圆颅均是人耳，既无彼此，即谓之同胞可也。万国和会，我日本乃欲独立海中闭门拒绝，能乎？不能。一缔条约，互相维系，强不得凌弱，大不得并小，故西人谓条约尊于法律。法律所以治一国，条约所以绾万国，郑重如此。臣敢披赤心保其无他，伏冀陛下详古今之变，察宇内之势，从已许《条约》，特开武库，以昭国信，扬皇威。”朝议以先朝所禁，诏询列藩。浅野茂长、池田茂政、池田庆德稍持异议，其他均谓可许，遂许之。幕府乃定本年十二月为开港期，后又改期明年三月。方是时幕府大政皆仰朝旨，而庆永、齐正、丰信、宗城、久光等各参大政。寻丰信上书幕府曰：“比年以外交酿内乱，东西分扰。无他，政出二门也。方今大势一变，不可墨守旧规，宜奉还大政于朝廷，与万国并立基业。”十月，将军庆喜遂奉还政权。十二月九日，朝廷下诏曰：“今日以往，大小政令自朝廷出。”明治元年正月十二日，令四方曰：“曩德川庆喜快怏失望，敢以兵逼京师。今以亲王炽仁任征东大总督，授锦旗东征。”初，庆喜之叛，诸国公使在兵库下局外中立令，禁其人民勿援东西师，勿鬻兵器。及庆喜东走，又告公使曰：“日本天皇亲执政权，自今以京师为政府。”二月，会各国公使于大阪本愿寺，文武诸官尽列，外国事务官、少将东久世通禧，少将伊达宗城传命曰：“政府新置外国事务局，责在吾辈。自今日始，请遇事协议，以慎邦交。我天皇欲见诸卿，公等其待后命。”公使等答曰：“固所愿也。然闻征东师起，吾曹将避乱横滨。倘天皇赐谒，愿勿延。”宗城曰：“余为外国人居留者保无虞，莫以为念。”公使曰：“然不欲旷日。”或曰延夷于阙下，如物议何?参谋等笑不对。三月朔，英、佛、米、兰诸公使入朝拜谒天皇，贺大政复古盛典。是日仪毕，帝临，太政官以五条会诸侯盟誓，其末曰：“求知识于寰宇，以振起皇基”，遂布告全国。于是外交事略定，京人相贺。而是时攘夷之说未息，当各使集兵库时，备前藩王过神户，或犯其前驱，遂发炮攻击互市场。各国咸怒，尽夺诸藩轮船之泊于神户者。土佐藩兵守界浦，又炮击佛国，十六人或死或伤。佛国联各使以五事要朝廷，概徇其请。曰急戮暴徒。曰偿金十五万圆。曰外务长官亟致书谢罪。曰土佐藩主亦谢罪。曰不许土佐藩士佩7J入市场。三日不允，则径行吾意。廷议虑开衅，遂执土藩士二十于外国。已通商矣，有吉田寅次郎欲私附外船往各洋，幕府犹处以蔡酒镧后渐弛此令。幕府先遣梗本武扬、德川昭式往外国，名曰留。大藩亦选俊才罚往，中如伊藤博文、井上馨、鲛岛尚信、森有礼、吉田清成辈皆在其中。学成归朝，值变革之际，成破格擢用。维新之初各朝贵侯封争遣子弟往学，明治元年海外留学者五十人，二年至百五十人，至五年大抵千馀人。初改兵制，练海军，变刑法，研医学，架电线，敷铁道。创办之始争聘外人为导，外人应募而来踵趾相接，几遍于国中。自政府属官逮于私学校、各社会、各制造所，苟采用西法者成雇西人，此辈来者成称御雇教师。明治初年，意谓取长以补短，逮三四年，则皆欲舍旧而谋新，风气所趋，聘书络绎。明治六七年间，所聘外人大约六百人以上，至十一二年渐少，犹在二百人以下，修脯之费约计殆过千万圆。外务日繁，政府乃分驻公使、领事于各大国。明台三年，以森有礼使美，鲛岛尚信使欧洲，是为遣使之始。尔后遣派公使凡九国，为英、佛、米、兰、独、鲁及澳大利亚、义大利二国。又分驻领事于英之伦敦、新嘉坡，鲁之歌尔萨浦、盐斯德，米之桑港、纽约，佛之马塞，独之伯林等处。已渐祭外情，思恢复已失之权利，而外人尚干预内政，或故犯日本条规，或强迫日本遵行，如游猎规则、外人多游猎内地者，日本制令：民人繁集之区，林木掩蔽之处，不得妄发铳，犯者得拘禁之。而巡查拘而致之领事者多以无罪免。穷疫法，明治十二年，长崎疫证流行，即霍乱吐泻，西语名为虎烈刺者也。此病最易传染，日本仿西法以定规则，凡有船由长崎来横滨者，先泊相州之长浦，遣医检视，用各种消毒法验明无病者乃放行。商之各使无异议，惟独逸有船来不服检查，破例驶入，谓所定规则未善也。外部不得已复与各使协定，将规则改定，各使乃布告其民使遵行。此案出而日本论者嚣嚣，皆谓外人侮我，不啻奴隶我，边鄙我云。日本均不得行其志。然整理内政颇有规模，外客来游者如英国皇子二年。鲁国皇子2i1年伊大利皇族六年。德国皇孙十一年。美国前总领格兰脱，优加敬礼，颇获声誉。格兰脱临别，告国皇曰：愿日本日益富强，卓然独立，毋使外人干预内政；并愿与英、米诸绅设立东洋友会，力御外侮云。外政亦有进步，如害桦太全界与鲁西亚尚易取千岛，初，壬戊秋，竹内某、松平某使鲁，以桦太一地，委奴、以色列两种人分处，欲限北纬五十度定两国界。鲁人争曰：“乌得以此地为贵国有。以舆论言之，谓之满洲属岛可也。且四十八度以北未见委奴人种，乃欲分五十度乎？此土无界可定。然疆场之邑或彼或此，亦非我所好。我在下田尝与贵国约，人民杂居，贵国置不问，曰他日目击实地，以议无已，今以阿丹和港界之。”二人察其言有夺全岛意，然茫乎不辨地势，乃立券约就地势定界。幕府请命熟地理者检之，居五年，使节未遣，鲁遂大起土功拓桦太岛。事闻，幕府大惊，乃遣小出石川等至其京都，执旧券议就地势定界。鲁若为不知者，欲以千岛代桦太，盖谬以千岛为鲁有也。小出等让其食言，鲁人曰：“口舌何益，今与贵国随开随居，不亦善乎。”小出等议曰：“虽唇枯舌燥辩之无济。今鲁人拓地已及五十度，南需者事之贼我国之咎也。”终复约：“彼我人民杂居”而归。至明治三年，托米国政府周旋仍画五十度为界，鲁不允。四年，副岛参议。六年，岩仓大使等迭议，不就。及梗本武扬使鲁，又争论连年，八年冬乃定议：割桦太与鲁，而交换千岛归日本云。释秘鲁佣役船，经俄皇公断，亦直日本而非秘鲁。事详《体交志》上篇。其后，东京有数百工役应募赴秘鲁，政府虑蹈卖奴之弊，禁止之。布哇，即华人所谓檀香山也，有米人佣雇贱民送致其岛，幕府不能禁，后亦遣吏往布哇检察，不愿留者载以归。自秘鲁事起，日人谓业娼妓、掠卖儿女均损人权，并禁之。

　　其全国君臣上下所最注意者，在改正条约。维新之初，虽照行幕府旧约，已渐知领事管辖外人，税则不能自主之非。明治四年，特命右大臣岩仓具视为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及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副使，专议改约，兼察各国政事、法律、商法、教养、兵制等事。先至米国，议1、笛。原约以十年为期，明治五年五月即为改约期已至，米外务卿曰：“此大事，非空言可辨，必须有实权乃可议。”遂遣大久保、伊藤归国请全权委任。既闻欧洲各国均不愿，乃中止，两副使仍往米偕行。及大使归朝，益锐意改革。值西南变乱，待事定乃与各国公使协定，意欲增加输入，凡内港贸易。谓专在一国中来往，由此港至彼港也。不许他国船侵占。旋与米国议改，明治十一年，吉田清成议于华盛顿，约称：所有海关收税章程由日本政府自定。日本内港贸易专属日本人。复言此约俟各国改约后即日施行，然此各国未就范，故不能实施云。至十二年，又将关税改正稿出示各使。英使询于横滨、兵库、大阪之英商商会，议覆曰：“旧约非不可改，但当订正细条目已耳，其大纲不得废也。谓增加输入税，既输入矣，已入日本人之手，而重课之，楚人得而楚人失，何利之有。因加税而输入骤减，吾辈之害也。已加税而输入如故，于彼又何利焉。利不百不变，法何改作为。谓废弃输出税，以此劝工，以此务财，以此训农，使物产日盛，彼之利也。若以此抵偿输入所加之税，示惠于外人，殆不其然。日本丝茶价之高低，悉操于欧洲市场，于东洋成本之重轻无与也。吾辈但从中逐什一之利耳，所减之税不能认为吾辈溢出之利也。海关税则之权由日本自定，诚虑日本政府谋己而不顾人，如美国之保护税，竟值一而取二，年来贸易已渐觉减色，如施行此政，行且闭关矣。若两国协议，准物之精粗、价之高下以定一平均税，则犹之可耳。前定关税以日本旧行之一分银抵算，殊滋不便。今日本已自造金银货，望以各国同等同量之货一体收用。日本政府欲自专本国内港贸易之权，商舶来往多则货物之转通易，官民均受其福，今三菱会社自专其利，而以外舶之搬运为禁，一商会之利耳，于全国何利焉。多开新港以通商，此两国公共之利。而现行规则不许外人在内地居住贸易，望并弛其禁，均许其自由，庶与欧美无异。日本内地尚多可开之矿，应兴之工业，愿移外人资本以代兴大利。至于外国已经注册之货，有名之牌号，独卖之权利，愿极力保护，毋使日本人伪托妄争。年来日本纸币制造甚滥，愿设法限制，勿使摇动市场，有碍贸易。此皆吾辈所望各公使忠告于日本者也。日本大藏卿亦询于东京、大阪、长崎之日本商会，亦议复曰：“现行《条约》内外胥受其害，举国所共知也。增加输入税以减轻地租，保内港贸易之权毋许外人船舶侵占，庶可舒民困而励商业。初结约时，海关收税以幕府之一分银计算，外人货币不论其成色之轻，但以分量相准，彼以搀铜之货易我足银，受损多矣。嗣后定制，以一分银之三百十一个当洋银百圆，准此计算，我政府仍复失利。今日本货币，如上海、香港、新嘉坡皆邀信用。泰西通例，本国只用本国之货，请嗣后收税概用日本贸易银，其他一概屏弃之可也。维新之始，国人见舶来之物无不垂涎，尽取其累叶之所积蓄倾泻一空，争相购取，故明治三四年以后商务日盛一日，至十年而衰颓矣。其盛也非实状也，民浮故也。其衰也亦非实状也，钱荒故也。苟《条约》得宜，贸易且日盛，安得如外人所谓有害商务耶。纸币价低，非政府滥发之故，乃金银滥出之故，银价不定，商业实岌岌可危。然日本无法以补救，则皮之不存，毛将焉傅。使日本全国有楮币而无真银，外人又何所藉以为利耶。故日本今日之政，当开通道路，兴造船舶，以利转输。广开通商之港，增加输入之税。竭智尽力以保我国本有之利，增吾人输出之品，其要全在于改税则、改条约”云云。十三年，再将《条约》改正稿分致各使，请转呈各政府委权于东京各使，以便协议，今犹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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