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志卷六邻交志上三(3)

卷六邻交志上三(3)

　　先是，辛未十一月，有琉球船遇飓风飘至台湾，为生蕃劫杀五十四人。癸酉三月，小田县民四名亦漂到遭害。喜事者因谓生蕃豺狼，不可不膺惩，特以生蕃、熟番有异，欲先质经界于我。会种臣在北京，乃寄谕种臣，命询台地事。种臣难于启口，因遣副使柳原前光问我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昶熙等答曰：“蕃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害贵国人则我未之闻。夫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前光因大争琉球为日本版图，又具证小田县民遇害状，且曰：“贵国已知恤琉人，而不惩台蕃者何？”曰：“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前光曰：“生蕃害人，贵国舍而不治，然一民莫非赤子？赤子遇害而不问，安在为之父母？是以我邦将问罪岛人，为盟好故使某先告之。”反复论诘者累日，卒不能毕议。及前光归，白状，于是征台之议遂决。甲戌三月，以陆军少将西乡从道为都督，陆军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率兵赴台湾。陆军少佐福岛九成为厦门领事，兼管蕃事，别延美国人李仙得参谋议，李仙得者，曾充驻札厦门之美国领事，以美船事曾至台湾生蕃诸社，后为外务省所聘，副岛种臣使中国，亦尝随行。佣英、美船为运输，而特命参议兼大藏卿大隈重信为综理。四月，从道等率海陆军发品川，旋抵长崎。以萨邸为蕃地事务局，重信等随至。时美国公使某执局外中立之例，建言曰：“大邦无端率军舰兵卒而入华境，彼必以为寇边，我船舶人民苟为大邦所佣役，彼又必以我为应援。我与华人亦为同盟，岂敢独有私于大邦而结怨邻好？凡属美国所有，愿一切收还。”遂布告其流寓商民守中立例，并令厦门美领事捕李仙得等。英国公使亦言中国必生异议，按之公法实无此举。于是内阁大生纷议，急遣权少内史金井之恭传内旨于长崎，令重信止军行，且归京。重信走告从道，从道不奉命，曰：“近日朝政朝令夕改，令人危疑。况招集精锐，驾驭一误，溃败四出，祸且不测，岂止佐贺之比？佐贺，谓是年前参议江藤新平叛乱之事，见《国统志》中。必欲强留某则奉还敕书，躬自捣丑虏巢窟，毙而后已。万一清国生异议，朝廷目臣等为亡命流贼则于答之乎何有？”先是，日本欲于蕃地为屯田计，因命从道募兵鹿儿岛县，其兄隆盛为募骁健子弟八百馀。会停师令下，忽有流言，谓熊本大阪兵将东上叩阙请出师之命，故从道以是要胁。从道又曰：“即使内阁大臣西下亲谕，亦不能从。”辞色俱愤。重信乃曰：“内旨非必停师。特以外国公使有违言，将俟后图。”恳谕-g端，从道卒不肯，即夜下令发师。翌日，领事九成等遂率兵二百人乘有功舰先发。重信电报状，朝议大忧，又命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于长崎，从道卒不听，乃戒以姑行，勿妄交兵，以待后命。利通等遂携李仙得还东京。五月二日，诸舰相率发，日进、孟春、三国，共三舰。寻达社寮港，既上岸，移阵龟山，社寮-y-旷，无可扼守，时日进舰放小舟测海，生蕃出没岸上，发小铳狙击，乃移营龟山。扼内山冲路，旋遣轻兵入山，牡丹社蕃伏匿茂草中，猝起邀击，殪伍长某。越Z-日，以熟蕃为导，生蕃亦出斗，日本兵发铳于丛莽，毙其一，馀皆奔遁，熟蕃告以佯走，有伏，日本兵不敢追蹑。进攻竹社、风口，石门诸蕃，石门拒龟山二十馀里，岩天险，生蕃叠石为壁，据险力拒，日兵不能进。有别道军绕出其背，乃骇奔，日本兵追杀三十馀人。从道亦乘高砂舰继至，初，以美、英公使有违言，所赁船舶悉解约还之。于是运粮调兵皆失便，众皆愤郁，乃谋购买，而外舶骤倍其价，以银六万圆购一美舰，．-j-容兵五i9，名曰社寮。又以十万圆购一英舰，可容兵千，载物千吨，高砂舰是也。社寮亦继至。至则分道进攻，不利，乃退守龟山，修桥梁、辟荒芜为屯田持久计。六月一日，仍分竹社、风口、石门三道攻牡丹社，向四重溪，是地距龟山仅八九里，途有一河，众水奔注，势如激箭，诸军提挈乱流而渡，兵或漂溺，既而深入山谷，涧水横流，泥淖没踝，土蕃伐木塞路，日本兵扪葛藤、攀岩壁、蜗旋鱼贯而行，屡为土蕃所阻。力进奋击，焚卢舍数所，蕃人徒跣陟险而走，其捷如飞，日本兵追之不及。从道等乃谓：土蕃出没不常，我兵追击则鸟遁兽逸，倏失所在，功不偿劳；计不如杜巢穴、绝饷道、以术制之，以待其窘。乃镇守于双溪、石门、风港诸道，收军还龟山，造都督府，设病院，修桥缮道，为开垦久守之计。初，师发长崎，复遣柳原前光于北京，领事九成至厦门，亦书告闽浙总督李鹤年。书曰：“去年副岛大使以下既报贵国政府，今将起师问罪于贵国化外之地。若贵国声教所暨，则秋毫不敢侵犯。疆场密迩，愿毋致骚扰。”鹤年覆书曰：“台湾全岛，我所管领，土蕃犯禁，我自有处置，何借日本兵力为。至贵国人民四名之遇祸者，我台湾府吏实救庇之，何可以怨报德？请速收兵退我地，勿启二国衅。”鹤年以闻，时总理衙门、北洋大臣既先驰奏，我朝乃命船政大臣沈葆桢巡视台湾，调兵警备。前光至京谒总理衙门，词旨抵牾，于是二国势将构兵。日本即征兵诸国，商购铁甲舰于英。我则筑炮台于澎湖诸岛，设海底电线于台湾、厦门间，购新法洋枪三万枝于德国，调淮兵来台，议购铁甲舰于丹国。欧美海客在两国者论彼我曲直强弱，日付之新闻纸，乘机鼓煽，船舰兵仗之价顿增三倍。日本兵久屯龟山，以酷暑多病疫，棺楷相望，进退维谷。国皇特遣侍医及外国医员往疗之，命御库制冰运往，别募新兵，罢归病者。而是时赤松则良在上海侦探驰报，巡抚王凯泰将兵二万向台地，日本大恐，八月，遂以参议大久保利通为办理全权大臣，委以和战之权。陆军大佐福原和胜、三等议官高崎iE风、租税助吉原重俊、权少内史金井之恭等从之，别以佛人披萨拿参机密。六日，发东京，十九达上海，李仙得亦随行。初，李仙得已罢役，更任特例办备使．赴厦门。美国领事以犯局外中立令捕之，李仙得不服，曰：“日本得聘用美人，载于条约，日本聘我在台事未起之前，今擅禁其用我，是使美国失信于日本也。”领事卒释之。李仙得遂往会利通于天津，偕至京。九月十四日，利通谒我总理衙门王大臣，先辩论蕃地所隶之经界，互相龃龉，经二旬未决，利通乃宣言归国再举，利通贻总理衙门书曰：“诸公所言，辄引《条约》，以背盟罪我。是阳唱和我而阴疏斥我也。我已束装，归国在近，或和或否期以十日答我。”而阴托英国公使威妥玛居间调停。初，利通要偿军需金三百万圆，总理衙门以日本为无理横肆，坚执不许。时我军机大臣文祥执议不给一钱，巡视台湾大臣沈葆桢亦奏称：“倭备虽增，倭情渐怯，彼非不知难思退，而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喝，迁就求和。倘入彼彀中，必得一步又进一步。但使我厚集兵力，无隙可乘，自必帖耳而去。姑宽其称兵既往之咎，已足见朝廷逾格之恩。倘妄肆要求，愿坚持定见，力为拒却。”葆桢又贻书北洋大臣李鸿章曰：“大久保之来，其中情窘急可想。然必故示整暇，不肯遽就我范围，是欲速之意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待劳，以主待客，自不必急于行成。”鸿章以告总理衙门，廷议大韪之。既而念日本近在肘腋，无以恬其欲，恐有妨亚细亚洲后来和局。乃终许抚恤筹补银，限期撤兵，两国遂和好如初。《条款》曰：“照得各国自行设法保全，如在何国有事，应由何国查办。兹以台湾生蕃，曾将日本国政府属民妄为加害，日本国本意为该蕃是问，遂遣兵往彼，向该生蕃诘责。今与清国议退兵，并善后办法，开列三条于后：一，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清国不指以为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清国许给以抚恤银十万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清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四十万两。三，所有此事两国一切往来公文，彼此撤回注销，作为罢论。至该处生蕃，清国自行设法妥为约束。”是日，我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军机大臣管理工部事务文祥，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宝鏊，吏部尚书毛昶熙，户部尚书董恂，工部尚书崇纶，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兵部右侍郎成林，兵部左侍郎崇厚，通政司副使夏家镐，日本特命办理全权大使大久保利通，驻札公使柳原前光，成会于总理衙门，议定各签押钤印。利通于定约之夕即走谢威妥玛。明日遂发北京。至天津谒李鸿章，倾怀款晤，尽欢而别。初，前光因台事谒鸿章，前光气馁，恐其议论抵牾，顾而言他，不复及时事。利通之来，亦未修谒。及是乃过访焉。归抵横滨，商民各张灯彩迎之，以庆和成。国皇亦御正殿赐谒，诏赏其勋劳。李仙得先归，国皇亦引见慰劳之。寻召见英国公使巴夏礼，温谕奖谢，盖以威妥玛等调停尽力也。旋特遣敕使于台湾，诏班师。十二月，从道等振旅归。国皇亦召见慰其劳。是役也，日本縻费六百余万圆，兵士疫死者甚众。

　　八年十月，以外务少辅森有礼为特命全权公使，遣如北京。明年丙子，以朝鲜炮击云扬舰事，命森有礼请总理衙门以书告朝鲜劝修好。有礼又往保定谒北洋大臣李鸿章，鸿章饮之酒，而纵谈曰：“平秀吉想是千古伟人，然朝鲜之役，前后七年，明以朝鲜为我国藩篱，在所必争，致丧师縻饷，两受其害。”有礼曰：“朝鲜果为中国藩属否？”鸿章曰：“此天下万国所共知，且《条规》中既载之。”有礼曰：“《条规》中何尝及此？”鸿章曰：“两国所屡邦土，非指朝鲜诸国而何?俟他日修约补为注明可也。”有礼因曰：“朝鲜屡拒我国书，今又无端击我兵舰，我国是以有征韩之议。”鸿章曰：“朝鲜误于不知耳，且亚细亚洲宜合纵连衡，外御其侮，何可以兄弟之国日寻干戈。苟或兴师，中国亦岂能袖手旁视。以大字小，愿贵国熟图之。”鸿章又取笔书”徒伤和气，毫无利益”八字示之。有礼惟惟，临别起告曰：“今夕所论战事，乃森有礼一人之言，非日本使者之言也。”初，《条规》已换，华民流寓日本者，日本以未设领事官，遂颁告居留华民规则令之遵守，并课金作经费。先是，华商仅居长崎一口，其后新开各港，皆陆续麇集。横滨有千馀人，神户有数百人，长崎有千馀人，筑地、箱馆各有百数十人，大约闽、粤、浙籍为多。日本令各举董事经理，每人每岁课银二圆以充经费。

　　至岁丙子，光绪二年为明治九年。我朝乃特简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钦差大臣，候选知府张斯桂为副使，并分设理事，先是议约之始，曾国藩奏称：“日本物产丰饶，货价贱，去中国不过数日程，立约之后彼国市舶将络绎东来，中国贾帆亦必联翩东渡。不如泰西诸国洋商来而华商不往，华人往者已多，中国似须派员驻札日本，约束内地商民，讯办华洋争讼案件。”李鸿章亦奏称：“中外已定和约，均宜各派官员任驻其国，庶消息易通，势力均敌。近年奉诏迭次派员往泰西各邦通好，业与从前隔阂情形小异。日本近在肘腋，自变更西法，造兵船，开铁路，又派人往西学习技艺，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联络之则为兄弟，拒绝之或反为仇雠。诚宜筒员往驻，随时侦其动静，与之推诚，相与设法牢笼，亦可管束我国商民”云。其后福建巡抚王凯泰、丁日昌、湖南巡抚王文韶均以为言。九年十二月抵东京，谒今皇，递国书。书曰：“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朕诞膺天命，寅绍丕基，眷念友邦，言归于好。兹特简二品顶戴升用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钦差出使大臣，三品顶戴即选知府张斯桂为副使，往驻贵国都城，并令亲赍国书以表真心和好之据。朕知何如璋等和平通达，办理交涉事件必能悉臻妥协，惟冀推诚相信，得以永臻友睦，共用升平，朕有厚望焉。”如璋率同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入谒，行三鞠躬进退礼。国皇喜受书。日本汉学者皆谓自隋唐通好以来，千有馀载，及是使者始奉皇帝国书，待以邻交之礼。书之史册，实为至荣。旋购使馆于东京之霞关，又于横滨设理事官一员，兼管筑地；神户设理事官一员，兼管大阪；长崎设理事官一员，中国商民咸归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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