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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平甘援陕(5)


  犯人明白其意,有钱的给以十元钱,说:“你辛苦,这个请你吃茶。”牢子放开笑脸说:“你的好意思,我不能不受。”于是放他到外面来,那里桌上摆着茶碗和花生盘。犯人刚刚坐下,就听见嚷着说:“巡房!查班!”于是又急急地被拉入笼中。查班的走近看见,又是对着笼子一阵鞭子抽打,大骂一顿。牢子就和这犯人说:“只有我的不行,还得有他的一份。”于是再拿出十元。这些都是配好的一套。想呼一口新鲜空气,竟如此之难。我看见这种情形,心里痛如椎刺。我以为牢子们所以敢于如此,完全因为县官不去查看,并明明知道,而心照不宣。我把这位代理县长找来,问他何以掩耳盗铃,不加改革。他说积重难返,一时没有办法改革。我就把为我预备的县府中的几间上房让出,请那些犯人去住。同时请那个县长和我同去打扫牢房。我和他亲自把那几个缸抬出,叫他嗅嗅那臭味,问他如此凌虐人民,良心觉得惭愧否,并令趁早切实铲除积弊,不得再有怙恶不悛的事情。

  这种暗无天日的情形,不只邠州一地如此。我连着经过长武、永寿等数县,都是大同小异。有更可恶的一种,便是一个平白无辜的百姓,可以被衙役瞒着县长,任意拘押起来,从而加以讹诈,这是整个的吏治问题,原非临时整顿所可了事的。但身为县长苟能正直不欺,胜任尽责,则亦必能弊绝风清,收到局部改革之功。

  邠州以东有一个县份,县中设立县党部,负责人员从长安派去,都是些十七八岁的青年,空有热情,不明事理,对于革命主义,只是一知半解,而无切实具体的认识。他们以为革命一起,人民对于国家就可以解脱所有应尽的义务,不必再负什么责任。于是他们一到地方,就向人民宣传,叫人民不完粮、不纳税。有军队过境,要粮草,要车马,他们又向百姓宣传,反对摊派差役,反对征发军用物品。自以为如此才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弄得过境军队吃喝无着,苦痛万状,于是酿成军队和党部两方面的冲突。结果那些党部青年,被驻在当地的二、三军大打一顿,被逐出境。

  我到邠州后,因为我是西北党部代表,他们两方都来我处告状,互相以反革命的罪名相骂。我以为军队擅自殴辱党员,固然不好,但因为那种幼稚错误的宣传,致陷军队于不利的现象,党员们亦不能辞其咎。当时党员中有年长老成者,约我前去讲话。我到那里召开一个规模很大的军民大会,向民众发问道:“军阀祸国殃民,应该不应该打倒?”答道:“应该打倒!”“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压迫我们,使我们民族国家不能翻身,不能抬头,应该打倒吗?”“应该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必须打倒,究竟谁去打呢?”答:“主要还靠军队。”“军队没饭吃没衣穿,没有粮草马匹,可以打仗吗?”答道:“不能。”于是我说:“只靠军队,是无法完成革命工作的。必须人民与之合作协助,才可以完成,才可以成功。”这样的问答数次,又经详细地讲解,大家才恍然大悟似的明白了过来。

  那天到会的人很是踊跃,我站在一个戏台上大声讲话,把嗓子都说哑了。末后我问一个老人,我说的这番道理,究竟对是不对,比你们以往听的那番道理如何?他笑着回答道:“他们说的那个痛快。粮也不出、草也不出,也就不用革命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当时会场空气,极是融洽,事后军民之间的隔阂打破了,党与军之间的意见也化除了,一场风波,才算平息。我知道像这样的纠纷别地也同样存在,所以特意编出数十个问答,说明军民合作的必要,送请政治部采用,广为印发,俾使党政军民之间,不致再有冲突。因为这问答小册,体裁通俗,说理明白浅显,故颇收功效。

  和上述一事类似的,还有一件党政冲突的事。一天我接到刘郁芬呈请辞职的电报。我不明白什么原因,觉得奇怪,问他有何困难,何不说个明白。原来甘肃省党部负责人为宣侠父和延国符二位。他俩办有一个报纸,对政军各方首脑,滥加诋毁。五原誓师之后,大家多已正式入党,而他们还是皂白不分地谩骂。已经入党者,他们骂为投机分子;那些没有入党者,则骂为官僚军阀或反动分子。无论写文讲演,一律持这样的论调。刘郁芬每出席会议讲话,他俩总要起立辩驳谩骂,简直使刘无法自处。刘自己把他们的言论寄给我看,别人也纷电陈述他们的言行,指责为什么不把力量对付敌方,偏要在自己阵内捣乱?省党部负责人,岂可如此幼稚,如此荒唐!于是我即以西北党代表的资格,把延君(宣君已认过)自兰州押解了来,数日后才释放。其实两个人都是聪明有为的脚角,只是对于政治无具体认识,缺乏实际的磨炼,故不能顾大体、明大义,循走正确的道路。我想两位今日回想到当年的作为,自己亦必哑然失笑。

  由邠洲过来,到永寿县,经过一个大深沟,看见水源充足,而周围全是荒土。若能把那水流稍加变动,即可使附近荒土都成肥田。然而官吏不重民生,人民自己无水利知识,无兴办水利的能力,以致水源白白流出,大好土地亦都废弃无用了。我一路和王铁老谈论兴办水利的事,以为水利一事关系西北民命。第一得有钱,第二得有人,第三得有安定时间,少一件亦不易为力。谈着心里又是难过,又是兴奋。

  前行到了乾州,也和在邠州一样,参观班房和监狱。县中有一所模范监狱,表面上办得很是不坏,颇有一种崭新的气象。我在此停住数日,二军、三军都派有代表来,邓宝珊先生亦来,我一一接见谈话。问问他们的困苦,说说三民主义,又把如何整顿军纪,又如何爱护人民以及过去失败原因,今后使命的完成等等问题,切实加以讨论。连天聚晤,都是以这类迫切问题为谈话中心。

  时杨虎和于右任先生等连电催促,我们即动身赴西安。车过咸阳,田玉洁和麻老九等二、三军朋友来接。其时他们仍受吴佩孚、刘镇华的愚弄,没有完全断绝关系,我和他们谈话,处处予以暗示,希望他们知所改变,不要入于歧途。过渭河不远,于右任先生和许多朋友前来欢迎。其中有各界民众团体的代表,排着行列,极是整齐严肃,我一一握手,在街外坐着谈了一会儿,当即开车进了阔别多年的长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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