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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穷困的陆军检阅使(2)


  对于阵亡官兵,我在南苑建筑了一个昭忠祠。那祠是一座五上六厢的院子,正中一座亭子,对着大门,院子后面一片广阔的坟地,便埋着历次阵亡的忠勇官兵的骸骨。对于阵亡官兵的家属,我每年派员前去慰问一次,斟酌情形,予以照顾。他们有到达学龄的子女,便领来送入官佐子弟学校,一切费用都由军中供给。没有子女者,并设法为之立嗣,比如李振芳阵亡后无子,即为过继李正义为嗣。正义原是北京孤儿院孤儿,后送往香山慈幼院上学,抱来的时候只有五岁,后来毕业于育德中学及中央交辎学校。又如史家德的父亲因教习抛掷炸弹,不慎炸死,我即供给家德入校读书,以至自立。这些办法,是一个团体应尽的义务,只要有心,没有办不到的。

  有一次,过之纲四十四团有一个弟兄得了严重的败血病。一天我查问病号,向医官问到那个士兵的病情,知道已送协和医院。输血多次,仍不够,还要继续输血,请我派一排弟兄去供给输血。

  按照医学上的知识,一个年轻体壮的人,牺牲若干西西的血,原无损于健康。但是士兵都是从乡间来的,一点医学常识没有,照传统的观念,总把自己的血,看得珍重无比。若是我下一命令,强令他们去输血,于情于理都不合适。我以为救人助人,是最快乐的事,但必须出于自愿。我就要求他抽验我的血,若是我的血可以用,那就不成问题了。

  “好!”医官答应着,立刻便去拿抽血针去了。恰好这时候正遇着各营营长上讲堂,他们听说抽验我的血,都跑来看,看见我坐在那儿仰着臂膊,等待抽血,都兴奋极了。个个争嚷着抽验自己的血,输给那病兵。取过我的血之后,又取了张自忠的血。大夫一面详说血液的学理、输血的手术和那弟兄的病况,一面便分头抽验他们的血液。结果除张自忠外好几位官长把血输给了那个病兵,那个病兵不久便完全痊愈。这件事使全体官兵都感到兴奋,大家都觉得官长与士兵不但共着甘苦,而且是同着生命的。彼此间的感情便越发不同了。

  有一天我同一个团长名叫马玉田的谈话。他是民国二年时招来的兵,共事已经多年。谈起他家庭的现在状况。知道他父母已亡,现在带着他的妻子在南苑附近住家。我问他有小孩没有?他说曾经生过两个小孩,但都是患了脐疯症,生下没几天便夭折了。我把这事记在心里,一天请教一个美籍医生,问他脐疯症到底是什么毛病。医生告诉我说:

  “这个病在欧美各国已经没有,可说是中国特有的小儿病。因为中国旧式收生者毫无科学知识,小儿落地后剪断脐带时所用的剪子都不消毒,以致病菌传入小儿的血内,数天内毒性发作,即无法救治。若用新式接生,决不会患这病的。”

  我想这是极重要的一件事,当即打听他如何雇用新式接生婆的事。他说雇请一位新式产婆,每月不过数十元的薪资。我们这里的官兵带有家眷同住的不下三四百位,每年诞生小孩至少有二百多口,请一位专门收生医士,实在是十分必需的。我立刻听从了他的建议,请来一位专门收生的医士长川供养着,从此以后,不但婴儿的死亡率大减,就是产妇自己也安全多了。

  官佐家的弟妹子女,凡到达结婚年龄者,我极力提倡他们联亲。一来因为他们父兄都是同事,彼此熟识,相互择配,比较能满意;二来团体的关系也可因此愈加巩固。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必两方送礼,送男家的是锅碗瓢筷等一套厨房用具,送新娘的则是一架织布机。大家送礼,也都必须适合实用,必须采用国货。有人问道:

  “你平常教官佐家的女子和男子同样的入学读书,到结婚时候为什么又要女的学习织布呢?”

  我回答说:“这是二而一的事情,并不矛盾。婚前学些做人的知识,婚后学习谋生的技能,都是要女子不依赖男子,能够卓然独立。各人的境遇不同,资秉互异,不是每个人都能继续升学,取得那大学文凭。何况她们纵然能够受得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但是婚后学得一点实用的技能,也是应该的,并不就是辱没了她。我以今日中国中上阶层的女子,多半不事生产,在社会上是个消费者,在家庭中,则为男子的附属者;因此女子的地位无法提高。同时,男子也因为生活上有妻子的累赘,以致对于职业上往往患得患失,屈己辱节,亦无奈何。我在她们结婚时送一架织布机,便是希望她们能够学习切实的生活技能,在经济上可以独立,不做男子的寄生者,在社会上能够参加生产,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也可不为丈夫之累,两下都可不相牵挂,各做各的事业,各做一个有益国家社会的铁铮铮英豪!”

  官佐中凡有婚丧一类的事,我们的规矩是只许上级官对下级送礼,下级官以及一般士兵都不得备礼赠送。这一点,在当时的军队中是绝无仅有的事,因此不免引起一般人的惊异。我有一位第八师的朋友,在我营中住了几天,看见这个现象,和我说:

  “我在军队中看见的惯例,是只有下级对上级送礼,连长送营长,营长送旅长,旅长送师长,谁的礼品办得贵重,长官就喜欢谁,到后说话就特别有效,官也升得更快。所以大家都要在送礼上面用心、努力。送一次礼,典卖借贷,都在所不惜。因为这是下的本钱,升官之后即可一本万利的。下级官对上级官送礼,有这番讲究。你们这个规矩却是为什么呢?”

  他认为我们这些办法,就是我招人嫌忌,惹人骂我为活妖怪的原因。

  我在南苑办的培德学校,在通州设立分校,专为教育官佐的眷属。派苏钦文为校长,对校务勤勤恳恳,成绩斐然可观。学校中的课目除读书外,就是做工艺,以纠正一般家庭妇女坐请吃穿的积习。另外办有附属小学和幼稚园,以教育官佐的小孩。他们的子弟年龄较大的,则送入我在北京办的育德中学读书,育中校长派余心清任之。余为美国留学生,专攻教育,办事甚认真,极小之事亦不放过,故当时曾造就出不少的有为青年。我现在记得的军需武子健的孩子,即由育德学校毕业,后来考入交通大学,毕业后曾在天津总站服务,颇有能力。还有一位姓李的学生亦以成绩特优、做事认真,后来甚有贡献于国家社会。可惜这个育德中学没能够办得长久,即以政局影响而致停顿。

  在此时间,对于退伍及残废士兵的安插,仍是仿照过去办法办理。即是退伍后送入营中所办的工厂学习工艺,军中遍贴非工不食的标语,每个士兵都一定要学得一种技能,以维持生活。这时工厂厂长以石友三任之,办理颇努力,对伤病兵照顾得尤其细心。后来石友三入高教团,改任许长林为厂长。

  地方的公益事业,也如往常一样,在能力之内,令部队踊跃参加。那年永定河在丰台西南决口,一时北京永定门和平则门外的居民惊惶异常。我知道以后,即命鹿钟麟等督率着两旅人驰赴当地,星夜抢救,费了很大的气力,终于把决口处堵住。熊秉三先生和地方士绅看见我们官兵不分日夜、浸在泥水中勇猛抢救的精神,都夸奖不已。

  这永定河,就是古代所谓无定河,但是年湮代远,河流业已改道多次,不复是旧日的河道了。我同熊秉三先生商量,要把这常常酿成灾变的永定河予以根本的治理。当时计划疏浚旧河床,并且加宽加深:拟开三十丈阔,一丈深,先开个三百丈远程,必须在春天以前完工,等到水涨,永定河的水即可归入旧道。计划确定,我们队伍即着手挖掘。那工程真是困苦,一团一团地开上前去,五天一换班,在那风狂沙暴的天气里工作着,连鼻子耳朵也塞满沙土,一直做了几个月,始告完工。熊秉三先生以及北京附近的人民所以对国民军感情很好,决不是没有缘由的。

  我在南苑期间,与北京社会亦多接触。北京那时为中国的首都所在,各国都有外交人员驻节于此。那时苏联公使为加拉罕,因王正廷与徐季龙两先生介绍而相识,常相过从,谈谈苏俄革命后各方面的情形,使我得到许多新的认识,觉得他们国家实有伟大的前途。时俄国正有旱灾,我国人士亦颇关切,曾努力赈济。一日加拉罕开一会招待北京政界人士,以表谢意。我认识了使馆中一位武官,全副武装,胸口挂满勋章,仔细一看,全有列宁的像。与之谈话,恳切而多智慧,实是很有能力的人物。又有一次在西山开会,到夜间才散,我和加拉罕同坐一车,他自己司机,开得又快又稳,非常熟练。我很惊异,问他身为大使,何以也会开汽车。他说他是工人出身,这在他们是极平常的事,就如我们会走路一样。我听了觉得很有意思。回来也学着自己开车,可惜没有长久时间的练习,学得究不到家。

  一次,高级教导团宴会,专请有十多个日本人。收拾会场时,例悬挂万国旗以为点缀。我叫把万国旗中的日本旗全都撕下。客人到齐,有一位日本人注意到此点,即问何故不见日旗。我告诉他说,这旗是从街上买来的,我们办事的人跑遍了全街,也找不着带有日本旗的万国旗,真是奇怪的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贵国对我国提二十一条的事,使百姓的恶感深刻不磨。另有几位也说:“一定是百姓干的,这些地方正是表现出中国人民的意思。”我请小幡公使不要以为此是小事而漠视之,应当打个电报报告他们政府,俾能知所考虑与反省。

  又在五月七日黎明,令西苑、南苑我们的军队大放地雷,以纪念国耻,警勉同胞。是日又令部队游行示威,各持一纪念五·七国耻的小旗,喊着口号,唱着国耻歌,整齐而又严肃地走过大街。第二天《顺天时报》上即刊载新闻,说冯玉祥恶作剧,闹得北京市民都不能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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