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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代


  从“九一八”以后,中国民族开始有了被日本吞灭的危险,全中国的人民都忧虑、愤慨,东北人民义勇军到处在与日军作战。可是蒋介石、汪精卫所把持的南京政府只想和日本妥协,决不抵抗。日本军阀就利用这种机会一步一步地向关内侵入。“一·二八”上海抗战被蒋介石破坏之后,不但日本不相信中国军队还敢抵抗,就是中国有些人也觉得哪还有人敢和日本作战呢?我这时候看到日本侵略察哈尔、热河、华北和蒋、汪、何出卖国土的共同阴谋,更看到中国人民和大多数士兵军官的抗日的义愤,我决心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号召全国军民抗日。

  一九三二年,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后,像蚕食桑叶一样,一支兵来攻万里长城,在喜峰口一带和宋哲元打得很厉害,日本人吃了张自忠、赵登禹将军的大亏;日本的另一支兵就来攻热河。汤玉麟是热河主席,一听说日本人来了,就把他的金银财宝烟土装了几十辆卡车往北平跑,地方和军队全都不问了。日本还有一支兵就攻察哈尔的东部。当此之时,能和日本打的军队如刘汝明、冯治安等的军队,蒋介石一点也不补充;不同日本打仗的军队,一天退下一百多里,蒋介石也不问他们的过失。当时日本人骂中国的军队说,你们的腿跑得那样快,使日本人报告胜利,都没有法子报告,希望蒋介石这些军队退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可见日本人是怎样轻视蒋介石的兵了。

  何梅协定就是何应钦和日本梅津订的条约。何应钦是代表蒋介石的。谁都知道,先是辽宁丢了,不问;后是东北三省全丢了,又不问;紧接着热河丢了,冀东丢了,察哈尔也丢了四县,还是不派兵援助,还是不抵抗主义。蒋介石的嫡系队伍一个也不来,又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全国的人心,全国的舆论,没有不在痛骂无能的政府。

  我在察哈尔住着,各地来见我的民众代表很多,军队的代表也不少,都是希望领导收复失地。我计算计算,我若举起抗日的旗子来,顶少就有廿万军队;就因为吃饭的钱没有,在那里张罗。忽然李忻来看我,说他是由北平来的。本来李跟过我几十年,也当过宪兵司令的,他诚恳地对我说:“日本的军队占领多伦、沽源、康堡,距离张家口很近。说来到马上就可以来到,先生又没有守土之责,为什么在这里住,太危险了。替先生想,南京请您会议,你可以到南京去会议。不然就到上海去,或者仍回峪道河去,您一答应,马上预备火车送您走。”

  又说,“这里不安全得很!”

  我对李忻说:“你不肯读书,你就不认识真理。你想从‘九一八’以来,我每天都说:‘收复失地,雪我国耻’,今天日本人近了,我就借着会议溜走了,这是多么聪明的办法!不替我想想,就是替你们想想,我这样走了,你们怎么见人呢,常说的话:‘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李忻,你想一想,你这是爱我以德呢?还是爱我以姑息呢?我告诉你一句实话,我是下了决心要抗日的,我能动卅万兵,就抗卅万的;能动两万兵,就抗两万的,就说我一个兵弄不动,我一个人爬到房顶上,拿着两支手枪,打死一个日本兵我就够本,打死两个就赚一个。谁叫你来的?你回去对他说:‘我姓冯的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不愿意做一个软骨头的亡国奴’。”

  当时李忻的脸变得像红布,还是老翰林王铁珊先生劝着说:“冯先生和李忻说得都对,李忻跟过你廿多年,他对于你应当这样说;您是创造中华民国的,中国兴亡,您是有责任的,都说得对,都不要难过。”

  这样李忻才走了的。

  朱子桥将军在北平,他成立了一个东北抗日军的后援会,在上海各地募了些款子,专为帮助抗日的军队和人民。朱将军听见说,我这里都编制好了,就是没有吃饭的钱,举不起旗子;朱将军就汇来十万现洋,并派杨慕时来说明是送给我抗日用的。就在那天,吉鸿昌来见我,一见面就跪在地下哭起来,我拉着吉的手叫他站起来不要哭,有话可以说。吉鸿昌说:“我实在没有脸面见先生,你交给我几十万军队,都被蒋介石收买了,你交给我的军队全弄光了,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你呀!”

  当时吉鸿昌愈哭愈痛,我对吉鸿昌说:“这话快不要说了,自一九一三年你来跟我当兵,那时候只共有一千五百人,后来发展到一百万兵,这不都是你们弄来的么?你们弄光了,不是应该的么?有什么难过。”

  吉鸿昌说:“我这次来见先生,就是以死报效国家,以死报效先生,我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

  我对吉鸿昌说:“这已经够了,不必再说了!”

  我马上任命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那是一九三二年五月廿六日,我就是当天通电,就了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的。

  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这四省退下来的军队,和察哈尔、山西各地的军队凑在一起有廿多万,先编制了十万军队,前敌总司令是方振武,总指挥是吉鸿昌。两个人带着就出发了。我只训练了三天,我自己扛着枪教他们站、跪、卧射等的法子,最主要的是向官兵说明白:人民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谁若欺负人民就是欺负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他们带着那些军队,步兵、骑兵、炮兵全有,离开张家口向沽源前进。到了每个村庄上,军队都不入民宅。那些老百姓,看见军队的纪律很好,听他们的声音东北人居多,还有些是认识的,就问他们:“你们半月前从这里过,打人、骂人,不讲道理,现在从这里过,这样守规矩,也不进民房;是什么缘故呀?”

  那些官兵们说:“我们现在是老冯带的军队了,老冯教训我们说:‘老百姓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应当保护老百姓,应当敬重老百姓,我们能够这样一定能打胜仗的’。”

  那些人民听了很高兴,也觉得很稀奇。

  吉鸿昌带着军队,先打下沽源,后又打下康保和保昌,最后打多伦时费了很大的力,冲锋的时候连死伤约有两千多人,四个团长受重伤,结果把日本鬼子赶出多伦,追击了五六十里。因为这一仗,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全世界。多伦在世界地图上都是很显明的,也就因为这样,蒋介石在庐山的牯岭发表谈话说:“多伦没有日本人,哪里打仗呢?既没有打仗,怎么会有伤亡的人呢?这是冯某被共产党包围在那里造谣言。”

  汪精卫在南京,何应钦在北平,都发表谈话说:“何梅塘沽协定刚成功,察哈尔的共产党就又闹出这样的事来。”

  我把伤兵由多伦运回来,由张家口坐火车到北平协和医院,有一千多伤兵,另外又运到天津去找医院。

  蒋的官吏不来帮忙,民众都起来帮助一切,各报上都照的有相片,蒋、汪、何造的谣言都证实了,是他们骗人。当时南京、北平、上海,蒋介石的走狗们,都嚷着说:“察哈尔赤化了。”

  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发表谈话说:“只要能收复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们愿意赤化,我们民众愿意拥护冯玉祥先生们的这样赤化。”

  有一天在上海有三四百人欢迎马占山将军,九十四岁的马相伯马老先生斟满了一杯酒站起来说:“这第一杯是恭贺冯玉祥将军收复察东四县,并且盼望他更多收复失地;第二杯酒才是欢迎马占山将军。”

  广西省李、白、黄三位先生回应我的抗日,通电汇来十万大洋是作为抗日军费的,谁都知道广西的军队是最困难的,他们能够这样的慷慨好义,就是表现了他们的真正爱国心。全国几十省而论,只有广西一个省有表现,那是什么缘故?因为蒋介石的压力太大,各省官民心里虽愿意援助,但不敢表现出来。

  这时候蒋介石、何应钦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尤其要破坏我的抗日军。他们从南方调了关麟征、刘兴、刘戡几个师到北方,预备和日本人配合进攻我,并设法叫宋哲元回到察哈尔来阻挠我的抗日。蒋介石找了冯钦哉,叫冯来打我,冯钦哉说:“冯玉祥总司令是抗日的,我不能打他,我又是他的旧部,我更不应当打他。”

  蒋介石又找了庞炳勋,暗中许了庞炳勋为察哈尔主席。庞炳勋很高兴,就要带着兵去打仗,庞的旅长陈耀荣领了全军的官长到庞面前说:“要打冯先生我们不去。冯先生是领导抗日的,你要打,你自己去。”

  庞炳勋把陈旅长打了两个耳光,庞说:“我没有说打冯先生。”

  说着就哭起来,躺在地上打滚。当时我就提出,若是宋哲元回到察哈尔来,我就回泰山去。到八月底宋哲元回来了,我就又回泰山。回泰山以前,我在张垣新村筑了一个纪念塔,把抗日同盟军阵亡官兵的名字都刻在石头上,塔上有五尺长的木头尖,歪着指向东北,那是说不要忘了收复东北失地的意思。

  蒋介石以为谁都可以帮助他来杀人。其实是不然的,人家有学问有知识的人,都愿意救人民,不愿杀人民。我知道的有一朋友姓刘,英文很好,又从德国留学回来,蒋把他找到剿匪总司令部去当机要秘书,帮他来做杀害中国同胞的事。这位刘先生,在国内国外,大家都道他是一位前进分子,这一次跑到蒋介石那里去,就有些不明白内容的朋友们,对刘先生冷讥热讽骂得不亦乐乎。后来忽然被通缉了!

  那是刘先生把总司令的剿匪计划偷出来,交给人民一方面的人们,不多几天,被蒋介石的特务把刘先生偷出来的计划和地图,在某一个外国人的手里查出来。不久,就知道是刘先生偷的,蒋下手令,拿办这位刘先生。电令到的前两点钟,刘先生得到消息,先就从汉口跑了。他跑到西安,不多两天就追到西安;跑到太原,就追到太原;跑到北平、济南,都是在后面跟着追。刘先生在济南有位朋友姓江,是个医生,起初住在他家里,不到几天特务又知道了,这位江先生没有办法,到泰山来找我。他把刘先生的情形都对我说了,我说:“很好,只要他愿意来,就请他住泰山,并且教我英文。”

  刘先生到泰山没到一个月,江先生被捕了。问他说,刘先生上哪里去了,起初江先生还好,他不肯说出来,后来江先生的母亲,为了心痛他的儿子,就劝江先生说:“你说了吧!为什么自己受罪呢?”

  江先生就把刘先生住在泰山我那里的经过都说了。特务马上来了三四百,把泰山周围围了。还算好,泰山的县长叫周百锽和住在泰安县的一位团长,是跟过我的,对那些特务头子说:“你们不能上山去,你们要上山,冯先生那里有手枪队,他会开枪打你们。若真打起来,我这一团人,一定帮着冯先生的手枪队来打你们。”

  这样这些特务就把泰山周围的路都把住,他们不上山,周县长把这些事都告诉我,并且知道刘先生的夫人和孩子,在无锡和镇江,也遇见了很大的危险。我替刘先生想,特务们虽没有把他捉住,也应当有个办法,这一天晚上是很好的月亮,我叫一位姓李的和姓冯的,领着刘先生,从泰山顶上,到了距泰安城九十里的一个村庄,我的好朋友梁先生家里去住。都以为这可好了,这些特务们可找不着了。那晓得,只一个星期,梁先生来找我,说不成,乡间的情形,一个村子里,几百户人家,几百年都住在一起,谁家来个人,很容易知道。有一家人看见刘先生和他的夫人来了,便逢人便说,梁先生家里来了两个蛮子,快去看吧!每天都是挤不动的人,都到家里去看蛮子,这样恐不到两星期,泰安城里都知道了,由此可知乡村里不能住。我说:“刘先生什么意思?”

  梁先生说刘愿到日本去,我说:“很好。”

  就派李连海送刘先生他们一家夜间走,白天住,到了潍县,由潍县上汽车到烟台,由烟台到日本。现在刘先生做什么工作,大概大家都知道他的,是一位光明正大的革命党,我知道他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永远和劳苦大众站在一起的,他不愿升官发财,不愿帮着屠夫杀人,这不是很可佩服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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