酌古论·孙权

孙权

　　天下之事最为难应者，百万之众卒然临之，而群情有不测之忧。坐观其来而望风请命，则惧至于失吾之大计；起而欲拒之，则又惧力之不足，而反为大患。唯英雄之君为能出身以当之而其气不慑，观其势，审其人，随其事变而沛然应之，切中机会而未尝有失。此固非侥幸于或成，而畏谨者之所能为也。故吾欲拒之，则以至寡当至众，而吾能保其必胜。而不拒之，则啖以甘言，济以深谋，而彼必不敢动。二者之所为不同，而均于有成效。昔者汉高帝之据关，尝欲纳项籍矣。而孙权之据江东，则举兵而拒曹公。事变不同，应之亦异。何以言之？项籍劫诸侯之兵，西向入秦，所当者破，胜气百倍，此其势固不可拒也。而籍之为人，勇而无谋，气虽行然，而有不忍之心，可下以言，则亦何必拒之哉？曹公并荆州之众，东向俱下，而轻骑兼进，千里趋利，复与吴争，长于舟楫之间，此其势易拒也。而公之为人，智而多诈，其言甘，其心忍，一罹其手，莫之能救，则虽欲不拒，不可得已。观其势，审其人，而后可以当大变也。

　　当时之人乃教高祖拒而劝孙权降，可谓两失机矣。方帝封秦府库，还军灞上，其计善矣。一惑其说，遽命拒关。鸿门之役，微项伯几殆。使帝能因籍之来，开关延之，身往见籍，再拜贺救赵之功，作而曰：“秦为亡道，英雄并起。章邯举全国之师出关击之，驱灭群英如猎狐兎。当此之时，邯以为天下易与耳，渡河击赵，偃然不顾。将军整数万之众，趋救巨鹿，焚弃辎重，身先士卒，叱咤生风，震呼响应。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人百其勇，秦军大溃。诸侯观之心战胆栗，始知将军为真英雄，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敢贺。”又再拜谢所以破秦，作而曰：“臣与将军戮力攻秦。将军渡河救赵，大破秦军。秦之良将劲卒尽于巨鹿。臣得引兵略地，通行无累，乘虚入关，遂降子婴，凭借威灵得展尺寸。不然，臣何以至此？敢谢。”又再拜，请分王之约，作而曰：“臣自入关，秋毫无所取，籍吏民，封府库，还军灞上以待将军。将军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于天下功最多，宜为盟主，以幸天下裂土行封加惠于诸侯。将军世居大楚，身为霸王，臣愿得如约居关中，与诸侯比肩错壤。臣事大楚世为西藩，异者击之，非臣之私，实将军之大义。敢请。”

　　彼籍素不忍，可啖以言，吾曲意推之，则必欣然而受，固不背吾关中之约矣。吾得王关中，然后收英雄之士，合义从之众。厉兵南向，则全蜀可谈笑而取；抗旌北首，则两河可指挥而定。席卷燕赵，电扫齐鲁，据形势之雄，慑项籍之气。然后三面并进以攻之，则彼将拱手就缚，亦何至于屡战屡败重残天下之民哉？张子房号为知天下之大计者，见其距关不能预为之谋，事迫而仅能解之，此岂其虑有所不及耶？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幸而谢过之后，籍犹使之王巴蜀，得乘衅而取关中，而争天下。苟王之于燕赵，若齐鲁之间则大失机矣。天下岂遽为汉有哉？此其成特出于幸也。

　　若夫孙权盖亦不惑于流议矣。审操可拒，卒置众说而断用周瑜，使与刘备叶力期必拒之。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非惟免虎口，而且有大功，此其临大变而不慑。岂幸也哉？权既不慑于孟德，而魏文继立，始曲意事之，啖以甘言，效其珍物，有求则从，惟恐少拂其意，欲待其骄而乘其变，其谋深矣。不幸而司马仲达在魏，而其谋卒不获骋。此则遇时之不幸，而非权之罪也。夫高帝之英雄，非权之所能髣髴，而帝之成实出于幸，权之不成实出于不幸。故夫天下之事，未可以成败而定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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