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阿勒泰(51)_李娟

五一

　　那一年春节期间，木耳涨到三百块钱。几乎所有采木耳的人家，存货全都脱手得干干净净。哪怕是挑木耳时筛选出来的碎渣子，都卖到了一百块。

　　我们反反复复对上门来打听的人说“真的没有了……真的不骗你……”可没人相信，对方总觉得我们是在囤货抬价似的。

　　“三百五十块钱行不行呀……三百八行不行呀……就求您了好吧，给您算四百整！！”

　　到了这时，木耳的用处恐怕已不是用来吃了吧。作为礼品和一种时髦的消遣物，它的价值早就已高于四百块钱了吧……外面大地方的人总是有着比我们更灵活而又更繁杂缜密的心思。木耳被他们用来进行着秘密的交流，最终流传到一个其实与木耳没有任何关系的地方。他们千里迢迢来买木耳，走进我家昏暗破旧的房间，一声一声急切地诉说，又失望地长久沉默。门外也有人在说木耳的事，他的神情在夜色里看起来神秘而别有用心。我们一打开门，他就停止了声音。但他还是站在那里不走。整个桥头涌荡着不安的漩涡。

　　第三年，第三年木耳的世界疯了！第三年伴随着木耳的狂躁，爆发了牲畜的大规模瘟疫。据说这是一场从未有过的新类型的瘟疫，我知道它也是与木耳一样的最新入侵者之一……大批牛羊被拉去活埋。山上的人不准下来，山下的人不准上去。封山了，戒严了。

　　我们因为晚了几天出发，就给堵在了桥头。原先的那些熟悉的守林员和检查人员全撤换了。边防站的人也死活不给办边境通行证。

　　那两天又刚好连下了两场雨，想到木耳此刻正长得好，真是急坏所有人。于是有一些人忍不住绕过桥头，从西面那条早已废弃的天堑般的古牧道上翻过去。后来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估计已经到地方了，开始大包小包地摘了。于是更多的人都决定这么做，但大部分人到了跟前都退了回来——那条古道实在不是人走的路。

　　就算是能走，我们家也不能那样做。我们毕竟是开商店的，还有货物，必须得从能通汽车的路上过去。

　　很多人都是深更半夜出发，做贼似的摸黑徒步进山。被逮着就狠狠地罚款，但罚了还是要想法子再上。

　　我妈急得没办法，四处找人，四处受气。到了最最后，她一咬牙，给某些人许诺，下山后一定给留几公斤木耳，又花额外的钱办了一堆证件，这才被特别允许过了桥。

　　但是进了山才知道，里面已是一片混乱，里面所有的人都急于下山。在那里，抢劫的消息不时传来。据说就是那些逃荒到这里的内地人干的，他们以为他们来到了一个没有秩序的地方——而实际上似乎也是如此。这深山里的稀薄社会的确从没有过被明确监督着的秩序，一切全靠心灵的自我约束。那种因人与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而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

　　可那些人不，那些人在有钢铁般秩序的社会中尚无可躲避地遭受了伤害，更别说“没人管的地方”了。

　　他们下不了山，木耳脱不了手，换不到钱，买不到食物，活不下去。于是就抢。

　　这一带驻扎的毡房大多是把羊群交给别人寄牧的家庭（羊群已经到了后山边境上一带），毡房子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守着家里的牛群，生产一些过冬的牛乳制品。

　　那一阵子弄得所有人恐慌异常，一下子觉得无所依附。这深山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无从抵御，无处躲避……还是祖国好啊，有什么事可以去找公安局……深山里的安宁其实是多么脆弱的安宁呀……

　　牲畜继续被残忍地处理。沙依横布拉克彻底与世隔绝了。

　　我们轻易不敢出门进林子。而每当走出帐篷站在门口远眺，看到四野仍然寂静浩荡，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并且将永远也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似的。我们想到那呼啸的森林某处有木耳，它们因为再无人打扰而正肆意漫延……可是我们只能这样站在帐篷门口，抬头往那边长久地看。

　　那一年商店里的生意也简直没法做。失去牛羊的牧人很仔细地支配着拿到手的很少的一点点政府补贴，除了基本的粮油米面，店里什么也卖不出去。虽然也想法子弄了一点点木耳，但下了山还不够用来给领导们“还愿”的。

　　第四年，我们周密地策划了一个冬天后，决定为木耳豁出去了——商店和裁缝店都留在桥头，由我和外婆守着；我妈、我叔和我妹都轻装上阵，每半个月或更长的时间回一趟家。

　　我妈的主意最多，她没事就坐那儿想啊想啊：怎样才能令进山时间更长，去到的地方更多，而且永远不会为给养发愁呢？最后她想到的好办法是：买一辆农用的、挂着小拖斗的小卡车进山。

　　她想得很美，开农用车进山的话，不仅可以带够一两个月的食品，也不用随身背木耳了，把车开到再也没法往里开的地方停下，然后一个人守着车，两个人到附近转，天黑之前回来。一个地方转遍了再把车开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去的地方又多，又快，又安全。

　　接着她又想到只这样的话，车利用得还不够充分，于是给守车的人也找了个活干，就是养鸡。养它百十只，平时关在笼子里，放在车上。在一个地方停驻时，就把鸡放出去自己找吃的，晚上赶到车底下，四周用铁丝网一拦——就这样，带着一车鸡在山野里流浪，每个人和每分钟时间都不会有闲的，而且还随时有鸡蛋和鸡肉吃。

　　但是农用车——哪怕是二手的——我们也买不起，于是她只好退而求其次，决定买个小毛驴算了。

　　这个主意倒是很令我欢喜，哪天不用采木耳了，我还可以骑着它浪迹天涯。

　　我妈说：“让它驮着锅灶被褥什么的，慢慢地在山里面走，走哪儿算哪。小毛驴很厉害的，多陡的山都能爬上去。”

　　我妹妹说：“为什么不干脆买匹马呢？马驮的东西更多，而且还跑得快。”

　　我妈说：“马吃得太多了！夏天还好说，冬天怎么办？现在草料那么贵……”考虑得真周到。

　　我妈又说：“等有了钱就好了，咱想买啥就买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后来，想到人多胆壮，她又到富蕴县说服了几个亲戚和老乡，说好到时候一起去。

　　还打电话到内地老家，联系了好几个生活比较困难的老乡。他们听了都很高兴，愿意立刻出发来新疆。

　　春天，桥头爆满了，到处都有人依偎着自己破旧的行李露宿在河边的废墟里。

　　桥头还来了个铁匠，专门给大家打制挖野货时使用的工具。

　　似乎在一夜之间，旧马路边的一排破土房突然被打理一新，出现了好几家非常便宜的饭馆子和小旅店。后来还来了一对漂亮的姐妹，在马路尽头开了理发店。再后来一家较大的饭馆被老板改装成了一个简陋的“舞厅”，里面有柴油机带动的大音响，挂满了彩色灯泡。一到晚上，男人们就聚集在里面通宵达旦地喝酒、赌钱。

　　拾木耳、挖虫草的队伍在去年下山前就分成了几大派，具体怎么分的不清楚，只知道他们彼此之间有仇恨。深山里出事的传闻不断。这传闻中的的确确发生的事情就有两三茬，受伤的人永远残废了。由于情况混乱，聚居的人又多又杂，少了一两个人根本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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