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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三

  这些年,城镇化快速发展,年轻人进城、进厂、进矿,村子的人也少了,因此父亲连棺材也不用打了。他像一位无人问津的过气明星,干了很多事,又似乎什么也没干,如同一个影子。

  那几年,我在另一座矿山打工,在一个叫马鬃山的北陲边地,我接到初中侄儿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天天在东梁上打石头,背石头,吃饭都喊不回去,让我劝一劝他。

  我打电话过去,问父亲在山上干什么。他说:“盖庙啊,娘娘庙都毁多少年了,人烟没个庙护着怎么行?”我听了一愣,一时无话可说。

  东梁是整个村子唯一的制高点。山顶上,有一棵大树,已经老得认不清是橡树还是青杠。几年前的某一天,大树轰然倒掉了,村子里的人听到一声巨响。巨大的一堆柴火足有上万斤,没有一个人敢去背回家里烧火,看着它一天天沤掉。树老成精,何况它脚下曾经有过一座庙。

  东梁上没有水,砌墙需要泥浆做黏合,土倒是现成的,脚底下就是。石料已经足够了,父亲一钻一锤,把它们打理得有棱有角。

  父亲打庙基的大半年里,恰是我最劳碌紧张的时候。我无力也没有时间帮到父亲,亲人们也无力顾及。其实,所说的无力顾及,也就是无声的反对。父亲像一只衰老的蚂蚁,爬行在另一条路上。我们眼看着他越走越远,无能为力。

  我唯一帮过他一次,就是用两只塑料桶从沟里往梁上担水和泥。时序正是四月,草木无限,乱花灼灼。梁下的村子了无生气,似乎在和这个季节反着方向走。有新房子建起来,更多的房屋在塌陷、在空置。出村的摩托车在盘盘绕绕的山路上,像梦一样既真实又虚无。

  我担水和泥,父亲专职砌石头,石头在他手里,像魔方一样,跳跳转转。泥浆干得慢,不能砌太急,我们坐下来吃干粮。其实离家并不算远,完全可以回家吃饭的,但这样更简单省时些。吃完了三张卷饼,我去树林里方便,一缕颤巍巍的旋律从庙台基上飘起来:

  一张桌子四四方,
  张郎截来鲁班装。
  四角镶嵌云燕子,
  中间燃起一缕香。
  玉帝差我进歌场啊!
  …………

  那是父亲最拿手的一曲孝歌。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孝歌从哪里来,有人说源自湖北,有人说源自安徽,谁也说不清。唱婚丧嫁娶,忠善悲欣,古今风流,一年一年围着亡人的棺材唱。悲怆悠长的调门在风中传远,打了一溜旋儿,消失了。

  二〇一〇年春天,娘娘庙的墙基终于打好了,四米见方,正好可以安放下一个小小神龛,一只供桌,几条供香客休息的长凳。一个给人画了一辈子房屋图纸,打了一辈子屋梁房架的人,这样的设计施工实在是小菜一碟。可父亲实在是老了。翌年春节到来的前几天,他大病一场,血压高到了一百八,高烧不退,挣扎着过了春节,从床上起来后,一条腿就不听话了。医生说,是脑梗了,要自己锻炼,也许还有恢复的希望。

  父亲个子不高,却是村里的大力王,年轻时给生产队里往县粮站缴公粮,一百里路程,能挑二百斤当天打来回。脑梗后,虽然后来有些恢复,却再也没有了力气,多少拿点儿东西,手就打哆嗦。看着遥遥无期的造庙工程,他的头发更加白了,那毕竟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余响。

  §四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是父亲的七十岁生日。他的娘娘庙工程马上就要完成了,他真高兴啊。他对我母亲说:“你看,娘娘真是有灵呢,好几年了吧,咱村子多平安呀!孩子们每年都顺顺当当地挣回好多钱,孙子也考上大学了,塬上运势要回来了!”

  那天,父亲再一次给我讲述家人迁来塬上的事。

  *

  那是一九五五年酷夏,爷爷带着奶奶、大伯、姑姑、我十二岁的父亲,牵着唯一的家当——一头黑色的牯牛,从桃坪乌龟岭,汗流浃背地来到塬上。塬上这时只有一户居民,老两口,无儿无女。老两口别提多高兴了:再没人来,这里就要绝人迹了。

  塬上分为前塬、中塬、后塬,形成三级高山台地,每个台地都有三十亩以上面积,树木乱草都长疯了。这么好的地方能养活多少人啊!父亲他们死心塌地住下来了,占据了面积最大的中塬。后来,刘姓来了,张姓来了,景姓来了……父亲的一双眼睛,看着土地家园,由一到百,又由盛到衰。

  那天,讲过故事,吃过母亲打了荷包蛋的一大碗长面,父亲收拾泥铲,准备去东梁。庙的主梁已经架好,毡也铺上了,今天的活儿是抹泥,抹了泥,洒了瓦,就算彻底成功了。天气预报说这几天有大雨,昨天回来时,虽然盖上了彩条雨布,四角压了石头,他还是不放心。娘娘大概也等得急了,不能再拖了。

  脚刚要跨出门槛,一声炸雷从天上劈下来。开始的时候,谁也没听到声音,只感到一个东西从房瓦上滚下来,它滚得很慢,仿佛巨大无比也沉重无比,而房坡平了些,那东西滚动得有些吃力。待到了檐口,没了阻力,砰的一声坠落下来,在下落的过程里,伞一样,突然打开了,释放出千道光亮。

  紧接着,大雨哗地泼下来了。雨挟着风,不眨眼地下满了整个中午。门前的老核桃树咔的一声被风折成了两段,指头大的青桃冰雹一样泼下来,在地上跳啊跳。

  其实,已经不用再去梁上看了,父亲还是上了东梁。

  只一眼,父亲就像泥浆一样从梁上滑了下来。

  §五

  娘娘庙被冲垮后不久的一天,我喊父亲吃早饭,推开门,他还睡在床上。他说:“我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那晚上,他犯了病,但已没有了力气喊人帮助。脑梗的最佳抢救时间是八小时内,父亲错过了时间,从此只能依靠拐杖行动。

  此后,父亲再也不用去修娘娘庙了,或者说,再也无法去了。

  这之后,父亲严重的心梗加脑梗,又犯了无数次,每次经过全家的努力都挺了过来,但他的生命也越来越衰弱。父亲安慰大家说:“没啥大不了的事,我们家族就没活过七十的人,还能挣扎得几年?”这一年,他六十三岁。也的确,爷爷六十九岁走的,大伯六十八岁离开。一个二百年前从安庆逃荒而来的家族,由大米改食玉米、土豆,由四季如春到承受猛烈的酷日和北风,机体适应的代价是生命的缩短。这是一个可以作为医学课题研究的生命嬗变。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日,我和弟弟雇车把父亲送到了县医院,做最后挽救。没有人知道,此时距他的离开仅有六天。其时他已丧失吞咽功能。在医院,他被插上了胃管,接受鼻饲。在医院三天,父亲一日沉重一日,所有的药物在他身上效果为负。主治的医生说,还是快回家吧,再不回就没有时间了。

  上车时,我想起来,三年前的某天,我用摩托车载着他沿丹江慢骑一圈,让他看看日益变化的县城和山外的生活。那天,带他来医院做脑CT,一切顺利,早早拿到了片子。而今天,已经没有慢行江城的意义了。

  丹峦路,蜿蜒曲折百余里,奔走过多少时间的车马。三四十年前,尚没有公路,一条毛草小路连通南北。父亲每月三次担着一百多斤的供销社的担子,把乡供销社的山货送出去,把外面的新鲜物挑回来,一日完成往返任务。那时候谓之“挑脚”,是必须完成的义务工。他给我讲过许多路途的故事。父亲这一辈人,用肩膀担起过一方民生所需,一根扁担连通过一个时代物质与生活的传递。读懂上一代人残缺又丰富的人生,才是下一代人最基础的课程。

  那天晚上,有一个细节,只有我注意到了。车到四十三公里碑处,父亲从昏厥中醒了,他挥了挥手,示意车停下。河对面的山畔上有一座天然石人,栩栩如生。这是父亲给我讲过的地方,当年的小路从石像下经过,年轻的他们曾在这里歇息、打尖。这一刻,他一定感应到了什么,到底是什么呢?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父亲走完了他在这个世界摇摆如风中草稞的一生。前一天,弟弟为他最后一次理了发。白发如雪纷落,掩盖了此后我所有的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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