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卫星(77)_刘子超

七七

　　鸣沙洲脚下，几根石柱撑起一个简陋的凉亭，制造出一小片戈壁滩上的阴凉。一个穿着迷彩服的哈萨克人坐在长凳上，旁边还有一个乌兹别克长相的男人。

　　哈萨克人是公园守卫，年纪不大，容貌俊朗，只是嘴唇干裂惨白。片刻之后我才想到，此时已是斋月，守卫大概在封斋。在这等炎热干燥之地，一整天不吃不喝，的确是一种宗教苦行。我和谢伊在他身边坐下，顺势与他攀谈起来。

　　守卫二十五岁，住在绿洲村里。他说，大部分年轻人都去外面打工，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留下来。他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确在封斋：日出前吃一顿粥水，再次喝水进食就要等到太阳落山后了。他在这里坐上一整天，傍晚开着国家公园的吉普车回家。

　　他喜欢这份工作，部分原因是他讨厌大城市的生活，部分原因则是他的祖辈一直生活在这里。通过谢伊的翻译，他着重强调了后面这点。不过他又说，自己可能有点“中国血统”。上世纪20年代，他的祖辈曾经逃难至中国，在乌鲁木齐附近的村子里生活了十五年，之后才返回这里。

　　上世纪20年代，正是中亚的“巴斯玛奇”运动时期。大批哈萨克人为了逃离布尔什维克的统治，进入中国避难。到了30年代，新疆的军阀统治又让这些人逃难回去。

　　我换了一个话题，问他作为国家公园的守卫，主要职责是什么。

　　他说，他的工作主要是防止盗猎。他会开着吉普车在公园内巡逻。

　　“阿尔金-埃姆尔国家公园曾经允许狩猎黄羊和马可·波罗羊。那时，常有欧洲人来这里打猎。一千欧元的许可证，然后再雇用我们当向导——只有我们熟悉动物出没的地方。现在，国家公园内已经禁猎。我们的收入自然也少了。”

　　“你觉得以前更好？”

　　“不，我认为现在更好。一千欧元的许可证原本只允许狩猎一只羊，可实际上没人遵守。一场狩猎之旅，会打死很多只动物。那些欧洲人只要羊角。”

　　在我们聊天时，旁边那位五官像乌兹别克的男人不时凑过来倾听，并且通过点头与摇头的方式暗示自己也在场。我让谢伊问问这个男人是干什么的。他们讲了好一会儿，然后谢伊对我说：“这个人是旅行社的司机，维吾尔人，老家在阿拉木图郊外的一个维吾尔村子。”

　　维吾尔人点着头，表示认可。我问他在新疆是不是还有亲戚。

　　不不不，他的祖辈早就定居在这里了。经过几代人的时间，双方连语言都变得不同。他说，他在阿拉木图的绿色大巴扎，第一次听到过新疆维吾尔人的叫卖，一时大为惊讶。他清了清嗓子，惟妙惟肖地学了起来，瞳仁闪着亮光。谢伊和哈萨克守卫都能听出其中的微妙之处，不由得笑了起来。

　　哈萨克守卫突然问我：“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狼牙？”

　　“狼牙？”

　　“有中国人来我们村里收购狼牙，有多少就要多少。”

　　“你们的狼牙又是从哪儿来的？”

　　哈萨克守卫说，尽管国家公园内禁猎，可狼并不在保护范围之内。按照游牧民族的传统，见到狼就必定要杀死。他拿出手机，给我看猎狼的照片。他们开着吉普车，拿着AK-47，追逐一只狼，最后将它击毙。他抱着狼的尸体合影。狼身有半人多高，闭着眼，獠牙外突。

　　“也有人专门收狼的尸体。”他说，“一百五十美元。”

　　“你还有狼牙吗？”

　　“家里有一个，但我是不会卖的。”

　　此时，天气真称得上流金铄石。鸣沙洲在蒸腾的热空气中呈现出波浪状。游客像一只只蚂蚁，缓慢地沿着斜坡向上攀爬。大地上只有黄沙和荆棘，连蜥蜴也待在灌木丛的阴凉处。

　　谢伊说：“真奇怪，以前每次来这里，都会碰见吸血的蚂蟥，这次却一个都没有。”

　　维吾尔人再次展现出智慧，这次连我都笑了。他说：“蚂蟥也在封斋。”

　　§3

　　回到绿洲村，我在食堂吃过晚饭，然后出门闲逛。村中的主要道路铺着水泥，有横跨空中的电线。路两旁的农舍围着篱笆，可以看到里面的院子和鸡窝。路旁种着新疆杨树，树干笔直，枝叶聚拢，像一支支倒立的毛笔。在夕阳煦风下，翠绿的树叶簌簌抖动，碎了一地金光。

　　这里与中国近在咫尺，可语言和文化又是那么不同。不过，和中国的农村一样，传统生活方式正在丧失——即便在七河之地，游牧也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我去小卖部买了啤酒，在旅馆门外的台阶上坐下来。外面，路灯下，一伙住店客人正在架炉烧烤。我递给谢伊一瓶啤酒。他看了看说：“俄国牌子。”

　　一个大块头的男人站在我们旁边抽烟。他是个俄国人，穿着夹克衫，头发梳得很整齐。他抽烟的样子很节制，看上去有心事。我让谢伊问问这个人的情况。

　　谢伊首先解释了我的身份——一位作家。其实他完全不必这样做。

　　大块头的男人说他叫斯拉瓦。赫鲁晓夫时代，苏联掀起“大垦荒”运动，他的父母响应号召，从西伯利亚搬到了阿拉木图。他在阿拉木图出生、长大。苏联解体时，他正在当兵。

　　“四年没拿到薪水。”他强调。

　　斯拉瓦成了一名长途卡车司机，从乌鲁木齐出发，将中国商品运至德国。公路不好走，到处是年久失修的大坑。在哈萨克斯坦和俄国境内，他都遇到过劫匪。有一次，劫匪拦住他，管他要钱。斯拉瓦问劫匪：“你也当过兵吧？”劫匪当过兵，也没拿到军饷，于是铤而走险。他没抢斯拉瓦的钱，放他走了。

　　斯拉瓦生于1972年，但看上去更老，眼角附近布满常年日晒留下的皱纹。他说他娶了一个德国人——他的意思是出生在哈萨克斯坦的德裔。他们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已经嫁人，儿子就要去莫斯科读大学。他很瘦，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我与斯拉瓦说话时，他就站在草坪的阴影里。

　　路灯下的那伙人放起了音乐。80年代的流行歌曲。谢伊说，他们放的是维克多·崔的歌。斯拉瓦又点了一根烟，但已沉浸在歌声中。

　　维克多·崔是生于哈萨克斯坦的朝鲜人，后来成为苏联摇滚乐教父。那时巨型国家机器已经难以为继，苏联人迫切要求改革。维克多·崔的歌词大胆激进，直击年轻一代的心灵。

　　如今，那群昔日的年轻人已经发福、谢顶、浑身赘肉。路灯下，他们轻轻扭动身体，小声跟唱。他们大概不知道，中国也有一位姓崔的朝鲜族摇滚乐手，同样唱出了那个时代的心声。

　　谢伊告诉我，1990年8月，维克多·崔在拉脱维亚度假，在开车返回宾馆的路上与一辆大巴迎面相撞，死时只有二十八岁。他的死迷雾重重，以至人们怀疑这是一场政治阴谋。但谢伊觉得，那也是一种保全自我的方式。他无法想象维克多·崔面对后来发生的一切：解体，寡头，腐败，还有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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