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卫星(46)_刘子超

四六

　　§2

　　大宛国的旧地就距今天的浩罕不远，然而浩罕早已看不到任何当年的遗迹。这座古老的城市看上去很年轻，带着些许苏联式的荒凉。

　　我在新城最好的一家旅馆住下。房间里铺着老旧的地毯，摆着品味恶劣的家具。到处充满一种昏暗的气氛，让人联想到浩罕同样昏暗的历史。早餐是斯巴达式的自助：冷得像前女友一样的煮鸡蛋，同样冷的馕，结冰的西瓜片。我喝了一杯温茶就走出旅馆，开始探索这座城市。

　　18世纪时，浩罕是与布哈拉、希瓦并立的三个汗国之一，鼎盛时期的疆域从费尔干纳山谷一直到塔什干以北的哈萨克草原。19世纪，浩罕见证了俄国对中亚的蚕食，此后不断丧失领土，最终在1876年被俄国吞并。

　　在浩罕风雨飘摇的日子里，胡达雅尔汗仍然不忘修建自己的宫殿。吊诡的是，如果不是这位荒唐的可汗，今日的浩罕可能会丧失仅有的一点吸引力，彻底沦为一座枯燥乏味的城市。

　　可汗宫离我住的旅馆不远，完工于1873年。它曾拥有六座庭院，一百一十三个房间，其中一半是胡达雅尔汗的后宫。可汗是虔诚的伊斯兰信徒，但有四十三个妃子。为了应付伊斯兰教只能娶四个老婆的规定，他的身边总是带着一位伊玛目，以便随时为他举行结婚和离婚仪式。宫殿建成后仅三年，俄国人就来了。考夫曼将军的炮火，令大部分建筑化为瓦砾，只有十九个房间保存下来。

　　我徜徉在可汗的庭院里，却感受不到太多震撼。相比这些残留下来又得到精心修复的建筑，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散落在历史角落中的逸闻。关于浩罕汗国的残暴描述，时常出现在19世纪的中亚旅行笔记里。

　　1873年，美国外交官尤金·舒勒来到浩罕。他目睹了一场典型的浩罕式狂欢：一位死刑犯正在游街示众，身后跟着刽子手。作为狂欢的前奏，沿途群众纷纷向罪犯投掷石块。直到刽子手认为气氛已经足够热烈，他才突然从背后掏出利刃，将罪犯割喉。犯人像烂泥一样倒在地上，任由日光暴晒数小时，鲜血浸透沙地。

　　如今，可汗宫的房间已经改为博物馆，介绍浩罕国的历史。我走了一圈，发现并没有提到那位著名的浩罕人物。对中国人来说，浩罕最为人知的不是那些荒淫残暴的可汗，而是一个幼年时面容姣好的娈童，后来被新疆人称为“中亚屠夫”。

　　阿古柏生于浩罕国，年幼时父母双亡，被流浪艺人收留，习得一身舞艺。十岁时，他成为一名男扮女装的舞童“巴特恰”，被浩罕的军官看中，后来又几次转手。或许是因为童年时代的阴影，成年后的阿古柏变得精明而残暴。他利用镇压哈萨克人起义的机会立下战功，逐渐成为握有兵权的人物。

　　1864年，新疆发生内乱。已是浩罕国将军的阿古柏趁乱进入喀什，不断攻城掠地。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阿古柏几乎吞并了除伊犁之外的整个新疆。他自立“洪福汗国”，以重税政策和严苛的伊斯兰教法统治新疆。此时，浩罕国已经名存实亡，而沙俄和英国都不希望对方的势力主导新疆，于是愿意让阿古柏作为两大帝国的缓冲地带。

　　1876年，左宗棠率领清军入疆，开始收复失地之战。阿古柏的统治早已引起当地维吾尔人的厌恶。次年，清军进军南疆之际，阿古柏突然死于新疆焉耆县。阿古柏的儿子将其葬在喀什。不久，“洪福汗国”崩溃。

　　关于阿古柏的死因众说纷纭，并无定论。《清史稿》认为，阿古柏兵败自杀。新疆历史学家穆萨·赛拉米在《伊米德史》中写道，阿古柏是被莎车贵族以毒酒毒死的。韩国中亚史学者金浩东在《中国的圣战》一书中则说，阿古柏死于中风。

　　离开可汗宫，我漫无目的地走在穆斯林居住的小巷里。当地人的黄泥院落，全都有着高高的围墙和紧闭的雕花铁门，像守卫森严的堡垒。我路过一座经学院，穿过一片穆斯林墓园。墓碑上刻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象征伊斯兰的星月图案。旁边是一座有点破败的清真寺，一轮真正的淡月已经挂在半空。

　　1918年，布尔什维克再次攻陷浩罕，推翻了短暂的自治政府。三天的镇压导致一万余人死亡。这只是发生在浩罕的又一次“狂欢”。如今，走在穆斯林的小巷，看着这些紧闭的宅院，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在费尔干纳山谷，在浩罕，这些紧闭的宅院的确是人们最后的堡垒。

　　后来，一个小男孩推着卖馕的推车，钻进一户宅院。透过片刻敞开的大门，我惊奇地发现院子里其实别有洞天：一小块土地上种着蔬菜，上面架起葡萄架。院子里种着柿子树和石榴树，环绕着一家人夏日纳凉的木榻。一个戴着头巾的女人，正抱着牙牙学语的孩童。她发现我在窥视却没有反感，反而笑着举起襁褓中的孩子，好像在展示骄傲的徽章。我也笑着朝她挥挥手，然后迈步离开。

　　§3

　　回到破败的旅馆，我开始研究地图。费尔干纳山谷是丝绸之路的必经通道，我并不意外地发现，这里仍然保留着一个生产丝绸的小镇。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坐车前往马尔吉兰——苏联时代的丝绸中心和黑市中心。

　　马尔吉兰的制丝历史远比苏联久远。早在9世纪时，这个丝绸之路上的小镇就已经有了制丝产业——虽然产品质量不可与中国的丝绸同日而语。苏联时期，马尔吉兰的丝绸远销全国，而行将就木的计划经济也令这里的黑市远近闻名。

　　在马尔吉兰，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围头巾，男人则戴着传统的四角小帽。

　　通往大巴扎的路旁，遍植着桑树。树荫下是一排卖石榴的小贩，鲜艳的石榴籽成熟得几乎要爆裂开来。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开国皇帝巴布尔就生于费尔干纳山谷，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撒马尔罕和布哈拉那些有名的无赖泼皮，大部分来自马尔吉兰。”不过更令他念念不忘的是这里的物产：“石榴和杏子是最好的。”

　　纪念品丝绸厂仍然沿用古老的工艺，从煮蚕茧、剥蚕丝到扎染，全部是一千年前的方法，完全无需用电。在这里，扎染的红色来自石榴皮，黄色来自洋葱，而棕色来自坚果。女工们一边纺织，一边听着手机里传出的乌兹别克音乐。一个月的劳作，可以换来一千块人民币的收入。

　　在丝绸厂的大门口，我遇见两个窃窃私语的女孩。她们穿着牛仔裤，扎着马尾辫，全都没戴头巾。她们注意到我，似乎很想和我说话，却欲言又止。最后，那个穿着黑色皮夹克的女孩走了过来，和我打招呼。

　　“我们是费尔干纳大学英语系大三的学生，”女孩红着脸说，“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作业，要我们用英语采访来费尔干纳的游客……可是费尔干纳没有游客……”她解释着，脸因此变得更红，“于是我们来到马尔吉兰，想碰碰运气……你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她问了一些普通的问题：“为什么会来费尔干纳？”“都去了哪些地方？”“对这里有什么印象？”“是否喜欢乌兹别克的食物？”

　　回答完这些问题，我们都沉默下来，于是我问能否也问她几个问题。我们走到路边，坐下来，散漫地聊起来，分别前还加了乌兹别克的微信——Telegram。

　　在随后的几天里，她经常给我发消息，然后我们就聊上一会儿。在虚拟世界里，她变得大胆很多，时常一下发来数张照片：她做的饭、她的房间、她的布娃娃。有时候，我忘记回复，她就会发来生气的表情，或者问我：“你还活着吗？”渐渐地，我终于能够拼凑出一些她的故事。

　　她叫妮格拉，出生在费尔干纳，二十一岁。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山谷，甚至不曾去过塔什干和撒马尔罕。在保守的费尔干纳，像她这样年纪的女孩，一毕业就要在父母的安排下结婚。她离毕业还有一年，父母已经开始为她物色人选。可是她不想结婚，对婚姻也没有任何概念。高中时，她喜欢过一个男孩。后来，男孩去塔什干读大学。他们变得很少见面，联系也渐渐中断。她知道，塔什干的女孩更漂亮，也更开放，她和那个男孩不可能在一起，也不想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结婚。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想离开费尔干纳，想去留学，甚至想去死。

　　很多时候，妮格拉总是一个人在说，而我只能报以沉默。对她来说，我这样的外国旅行者或许就像宇宙中一颗遥远的星球，可以放心地吐露内心的秘密。她说，她只把这些事情告诉过一个最好的女朋友。对方建议她学习《古兰经》，那可以带来内心的平静。

　　“但是《古兰经》只会让我接受现在的一切。”她说，然后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或许这就是我应该过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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