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卫星(42)_刘子超

四二

　　§2

　　塔什干是中亚地区最大的城市，有超过两百万人口。我喜欢它宽阔、整齐的街道，也喜欢街道两侧遍植的栗树和法国梧桐。

　　城市的心脏是帖木儿广场。从那里，数条大道像太阳发散出去的光芒，通向城市的各个方向。广场中央，15世纪的突厥征服者帖木儿高坐在马背上——他是乌兹别克独立后的民族象征。

　　然而，正视历史的学者们不免会发现其中的吊诡之处：帖木儿是突厥人，而非乌兹别克人。在他死后，帝国逐渐走向衰落，乌兹别克人的祖先穆罕默德·昔班尼正是利用了这个机会率部南下，击败了帖木儿的后裔，占领了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

　　昔班尼王朝分裂后，希瓦、布哈拉和浩罕三个汗国先后成立。到了19世纪，这三个封闭而弱小的地方势力已经无力阻挡沙俄的炮兵。

　　1865年，俄国人占领了塔什干。这并非来自沙皇的授意，而是出于米哈伊尔·切尔尼亚也夫将军对虚荣和财富的渴望。他违抗了沙皇不得冒进的命令，率领一千九百名士兵——大部分是逃犯、投机者和破产的农奴——对抗三万名守城者。最后，他竟然以损失十九人的微小代价，攻下塔什干。从此，俄国人获得了中亚的桥头堡，而切尔尼亚也夫将军的上司康斯坦丁·考夫曼将军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

　　在一张老照片里，我发现帖木儿雕像所在的位置，最初竖立的是考夫曼将军的雕像。考夫曼将军手握长剑，底座是一只展翅飞翔的双头鹰，象征着沙皇俄国地跨欧亚且兼顾东西。第一次来塔什干时，我曾经漫步街头，试图寻找沙皇时代的遗迹，发现它们早已荡然无存。1966年，一场大地震将城市变为废墟。在更早的年月里则是布尔什维克的镰刀和斧头。

　　考夫曼的雕像很快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列宁的半身像。今天的帖木儿广场，当时被称为“革命花园”。1947年，斯大林的雕像取代列宁。奇怪的是，他竟然在这里躲过了赫鲁晓夫的“拨乱反正”。直到1968年，勃列日涅夫当政四年后，他的雕像才被长着虬髯的马克思取代。

　　1991年夏天，苏联即将解体，英国旅行作家柯林·施伯龙来到塔什干。他看到马克思的雕像依然矗立，不远处还有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列宁雕像。马路边是两排贩卖烤串和抓饭的小摊，可是生意清淡得可怜。

　　如同夏秋交替之际患了感冒，塔什干迷失了自己。人们当时清楚地知道，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将被推倒。只是没人知道，他们的位置将会由何人取代。直到1993年，帖木儿才总算从唯物历史的迷雾中踉跄杀出，代替德国人和俄国人，成为乌兹别克人的精神领袖。政府将这位中世纪的征服者神圣化，以无数的纪念碑、博物馆和街道名称来膜拜他。

　　只是这一次，历史又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如果以帖木儿为尊，那么乌兹别克人的真正祖先昔班尼就势必被视为“入侵者”和“敌人”。不管是否心甘情愿，这正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官方表述。

　　§3

　　2011年秋天，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我第一次造访塔什干。当时，帖木儿广场已是如今的模样。向导玛利亚告诉我，直到两年前，这里还是一座美丽的公园，到处是参天古树，有些树龄甚至超过一百年。这座公园是塔什干几代人的回忆，随处可以看到下棋的老人、挽手的情侣，以及推着婴儿车散步的母亲。不过一夜之间，树木突然被砍去，代之以草坪。没人知道究竟为何。

　　一种谣言认为，砍树是为了露出一座新建的豪华建筑。那个建筑看上去十分宏伟，拥有希腊柯林斯式的白色石柱，仿佛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这里的宙斯神殿。这种说法缺乏确凿依据，却也暗合了某种现实：它暗指的是前任总统卡里莫夫的长女，卡里莫娃。

　　当年，卡里莫娃可谓乌兹别克最有权势的人物，掌控着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一度被外界视为卡里莫夫的接班人。那座白色神殿，正是卡里莫娃支持的基金会修建的。

　　我第一次来塔什干时，人们谈起卡里莫娃多少有些遮遮掩掩。但是这一次，我发现她已经成为塔什干人民津津乐道的谈资。

　　首先是因为2012年夏天，卡里莫娃化名“咕咕莎”（Googoosha），在美国发行了一张电子舞曲专辑。为了给国际听众一个更容易理解的概念，她将自己与Lady Gaga相提并论，在宣传语中写道：“喜欢Lady Gaga吗？不妨立即追踪充满异国风情的流行天后咕咕莎！”

　　卡里莫娃还推出了个人服装品牌“古丽”。在官网上，她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写道：“我们无法忽视这些创新设计的创办人是一位政治学家……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没人知道具体缘由，但是显然卡里莫娃的种种行为激怒了父亲。2013年，她开始深陷数起政商丑闻。一位塔什干朋友告诉我，她被卡里莫夫“扇了一记耳光”，然后软禁家中，随后销声匿迹。

　　2016年，卡里莫夫总统突然去世，标志着乌兹别克强人时代的终结。“咕咕莎”没能参加父亲在撒马尔罕的葬礼，表明她已经彻底丧失权力。2017年夏天，新政府以有组织犯罪、洗钱、诈骗等多项罪名正式逮捕卡里莫娃。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位昔日的公主再次成为了塔什干的热门话题。

　　在帖木儿的雕像前，总是不乏拍照留念的游人。但即便游人再多，砍掉树木的广场依然给人一种空旷之感。我穿过广场，沿着一条林荫路漫步。当地人告诉我，这些年来，塔什干的变化很大。遗憾的是，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塔什干仍然像是遗落在历史河床上的贝壳——那些阴郁的建筑、宽阔的林荫道，都让人想到苏联，甚至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

　　我途经阿利舍尔·纳沃伊歌剧与芭蕾舞剧院。漫天的乌鸦在暮色中翻滚，脚下的落叶嚓嚓作响。我顿时感到自己回到了童年。我清楚地记得，在刚上小学后不久，有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我停下脚步，恰好听到《胡桃夹子》的唱腔，透过高大笨重的玻璃窗，传到种满栗树的街上。

　　剧院的设计者也是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大楼的设计者，而一砖一瓦将剧院建起来的则是三千名日本战俘。后来，我买了一张票走进去，发现观众是庞大的法国老年旅行团和少量的本地俄罗斯人。我并不意外地看到，乌兹别克国民诗人纳沃伊的半身像与柴可夫斯基、鲍罗丁、穆索尔斯基等人的混在一起。

　　二战期间，很多苏联文艺界的人士都搬到了塔什干。他们喜欢南方生活的缓慢节奏，喜欢脱离主流。在一个由撤离作家组成的小社区里，阿赫马托娃度过了将近三年的时光，明白了在中亚炎热的夏天，“树的阴影和水的声音意味着什么”。1954年，索尔仁尼琴获准离开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来到塔什干接受癌症治疗。后来他将小说《癌症楼》的背景设置在塔什干。布尔加科夫的遗孀埃琳娜曾把《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手稿藏在这里，直到1967年出版。伊戈尔·萨维茨基则将一大批苏联超现实主义绘画偷运至此。在俄国，这些惊世骇俗之作必然难逃厄运。它们在乌兹别克的沙漠边城努库斯找到了喘息之所。

　　然而，俄国的影响力的确在消退。与几年前相比，越来越多招牌和广告用拉丁字母替换了西里尔字母。除了苏联时代的涂鸦，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俄语。我不免想到，那些在俄语环境中长大的数代人，会不会突然变成文盲和睁眼瞎？

　　如今，塔什干的街上只跑着两个牌子的汽车，不是拉达，就是雪佛兰。拉达是苏联时代的最后遗产，大都破旧不堪；而雪佛兰是政府与美国合资建厂的产物，标志着西方资本最终涌入了红色帝国留下的真空。

　　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统治方式，西方国家原本怀有成见。然而在“9-11”恐袭之后，美国迫切需要为临近的阿富汗军事行动建立稳定的补给线，于是选择和乌兹别克成为朋友。雪佛兰等公司投资建设了工厂，数家涉外高级酒店在塔什干拔地而起。帮助申请“绿卡”的公司雨后春笋地出现了，我发现它们大都以美元或自由女神像的图案为招牌。

　　从纳沃伊芭蕾舞剧院出来，我打车去了一家爱尔兰酒吧。一个长着安吉丽娜·朱莉般厚嘴唇的乌兹别克女人，正在和一个美国老头说话。我听到美国老头说：“我当然会帮助你，尽我所能。但是你要知道，特朗普总统刚刚颁发了旅行禁令，现在来美国可没那么容易了。”

　　他停顿了一下，色眯眯地望着“朱莉”：“但是，我答应你，宝贝，我会想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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