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107)_陈冲

一〇七

　　▼孤独和欲望的颜色

　　哥哥陈川带着太太娜莉娜和六岁的女儿萨夏，从洛杉矶驾越野车到旧金山来度假，住在我家。我一搬进这栋房子，就开始跟陈川要画，他是个完美主义者，画得很慢，有时他忍不住反复地画一个细节而影响了全局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放弃重新开始。一晃三年过去了，这回他终于把画给我搬来了。

　　一个女孩走在野地里，泥土和斑驳的草地都在暗区，是不同层次的褐色、棕色、绿色，黄昏最后的日光勾勒出她的侧背，浅色的长裙在光里隐约透出一点腿的形状。陈川捕捉光线，好像那是流淌的阳光，或者玻璃瓶中的萤火虫。女孩在画的上方，没有地平线和天空，她的步伐显然不是在散步。她是刚从什么特别的情景离开？还是正向着它奔赴？

　　画中的女孩让我心中隐痛，我想到两个三千英里以外的女儿，她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对我也是如此神秘……

　　我们在厨房的小桌坐下喝茶，陈川突然说，侬晓得伐？赵以夫死特了。我们感叹。

　　赵以夫是哥哥在上海美术学校的同学，后来在加州湾区住过。我在旧金山结婚搬进新家后，他帮我从画册里临摹了一张巴比松派的风景——好像是多比尼的湖水、树林和黄昏的云彩，仿佛为我搬来一段祖屋的记忆。他们那班人曾经迷恋巴比松派的画家和他们的作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柯罗、米勒、巴斯蒂·昂勒帕热的画跟卡夫卡的《变形记》同时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文革”后上海的第一个西方艺术展览，是在中苏友好大厦举办的“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品都是法国卢浮宫与奥赛博物馆的名作，展馆内外如饥似渴的人群如浪潮一般。印象中哥哥在那段时间处于亢奋状态，家里墙上也不断出现各种巴比松派画家的照片。

　　上海市政府选拔了上海最优秀的油画家——陈逸飞、魏景山、夏葆元、赵渭凉等，在闭馆后临摹几幅最著名的作品。

　　哥哥说，赵以夫老早（以前）每天骑车从虹口到平江路来跟我一道画图。我想起来了，他的好多画画朋友都是家里的常客。小保姆莲芬总是用一口江苏溧阳话进门通报：小头来哉，长脚来哉。全是用平常她称呼他们的外号。

　　好久没有想到莲芬了，她曾经为我们家带来不少活力。初到我家时她大概只有十五六岁，面黄肌瘦，扎了两条又细又黄的小辫子，眼睛盯牢了脚前的地板。她娘跟姥姥家在溧阳好像有什么远亲关系，把她带到了上海。她娘几次三番说，莲芬开年就十七岁了，会烧饭、洗衣服，还会做针线活，很能干的。我至今记得她系着围裙，捏了一块抹布发愣的样子。姥姥说她家欠了不少债，所以要她出来挣钱，叫我领她去认菜场、米店、酱油店。

　　大声喊着“小头来哉，长脚来哉”的莲芬，已经是个结实苗条、满面春风的大姑娘了。她爱一切新潮时髦的东西，穿皮夹克、喇叭裤，走进走出一阵风，只有一口顽固的乡音未变。

　　扁豆、蚕豆，电线木杆长豇豆
　　阿姐来梳头，梳个芋芍头
　　嫁给大块头，养个小毛头
　　宝宝跑到田横头，一跤跌个大跟头……

　　不知道这是她娘教她的，还是后来姥姥教她的，也忘了她在什么情形下会唱这条顺口溜，也许是在家门口跟我小表妹高冲跳橡皮筋的时候？莲芬一定多次唱过，不然我和哥哥怎么会至今朗朗上口。

　　萨夏问，你们在讲什么？我说，我们从前在中国的事情。她说，老师说我是黄种人，现在有同等权益，以前没有。她似乎对这事有些困惑。学校为什么在他们还毫无种族概念的时候，强硬地教他们种族政治，不能让他们在懵懂的童真中再待一会吗？我没有接她的话，说，你爸爸来美国的时候，带了一个巨大的木箱，里面装满了他的油画、画册和书籍。她问，有多大？我说，里面可以舒舒服服装下你。她问陈川，那么大的箱子你怎么带？可是他却怎么也记不起来，离开上海那天是怎么去的机场。那只又重又大的木箱，既上不去公共汽车，也上不去脚踏车，唯一的可能性是从哪里借了黄鱼车（三轮平板车）骑过去的。陈川画了一张“黄鱼车”的样子给萨夏看。他说，到达美国后，木箱从超大行李出口出来，他实在搬不动，是海关人员帮着一起搬的，放到今天这是不可能的事。

　　陈川在一本画册中这样回忆过他初到美国的感受：

　　一九八五年第一次到纽约时，我还年轻，也很穷。我母亲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她希望我也能来美国，就把挣到的几乎每分钱都存了起来，回国前交给了一位老太太保管。我到纽约后去拜访了老人，取回了对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大约一千五百美元。

　　我不知道如何在这个国家赚钱，觉得不花钱便是最好的办法。我每天步行100多条路口，到大都会博物馆。街上，每个人都那么匆忙地，在地铁通气口冒出的白色蒸汽中进进出出，让我想起牛群在非洲丛林中奔跑。是的，纽约是个丛林。

　　每天我都在博物馆对面的斯坦霍普酒店的餐厅吃午餐。我先点菜，然后观察街上路过的行人。我特别喜欢那里的意大利烟熏鸭肉，一片片切得那么薄，就像画在盘子上的一样……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餐馆。

　　那些日子，大都会博物馆就是我的家。它让我感到一种亲和力，就像一个失散多年的孩子，回到了母亲艺术的保护下。

　　傍晚，我走过中央公园。就像我想象中的中央公园那样。昏暗的路灯下空荡荡的长椅，路灯后面是漆黑的树林，一轮月亮挂在树梢上空。我想起了在上海读过的一本书，《珍妮的肖像》。一位饥不果腹的年轻艺术家，在中央公园遇到了一个神秘的女孩，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我坐在长椅上，希望珍妮能出现。背景的树木漆黑而深邃，像一片无底的湖水，其中的生命依旧是个谜。一阵晚风带来花香。树叶在地上旋舞，仿佛她的幽灵从我身旁经过，让我脊背发凉。一辆马车经过。车厢里坐着一对年轻夫妇，也许是在蜜月中。

　　那天晚上我睡在格林威治村的一张长椅上。我是被一家面包店的香味熏醒的。大概是凌晨三点左右。面包师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的一天。微开着的门透出温暖的光芒，仿佛一个巨人试图睁开他的眼睛，城市正在苏醒。街角处，有人在吹萨克斯，乐声随着面包店的炊烟袅袅升起，在天边萦绕。这有点悲伤，但非常美丽。

　　我为朋友们画了些素描。我没有画油画，因为这需要工作室和颜料。母亲留给我的钱几乎花光了。有几次我去了一家艺术材料商店，仔细看了每一件物品。对于一个刚从中国来的人来说，种类之多令人难以置信。我触摸和闻过那里几乎每一种颜料和画纸。这是我生命中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一无所有，因此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在一个如此复杂的城市里，我的生活如此简单。所有的梦想和幻想都还完好无损。所有的可能性都敞开着……

　　（以上文字由笔者从英文翻译成中文）

　　卖掉了几张大木箱里的油画以后，陈川买了画布和颜料，开始创作。到美国的第二年，他在加州大学北岭分校办了他第一个画展。从那以后，他在美国许多重要画廊办了个人画展，也成功地参加了佳士得拍卖、纽约艺术博览会、艺术亚洲等展会。

　　然而对他来说，绘画依旧，理想依旧。一位记者问他，到美国后画画有什么变化。他说，我通常画我周围的东西。在中国的时候，我画家里的厨房，我的邻居、朋友，来了美国我就画这里的邻居、朋友——就这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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