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101)_陈冲

一〇一

　　父亲每天下午把自己关在卧房里四五个小时，有时更长，天黑了也不出来。他在里面想什么干什么，我无法知道，我只能想象他是在与悲伤对话。悲伤说，陈星荣，你不可能像爱张安中那样爱任何人了。父亲说，是这样的。悲伤说，也没有人会像她那样爱你了。父亲说，是不会有了。悲伤说，你再也听不到她唱《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了。父亲跪下来，说，我投降，你饶了我吧……

　　琼·狄迪恩在女儿和丈夫相继死去之后写了《奇想之年》一书，她说悲伤像风暴中的浪涛，打得你膝盖发软，眼睛昏黑。也许在一波巨浪平息下来的间隙，父亲去打印了那张母亲的照片，放到钱夹里。走出卧房时，他是个刚从海啸中幸存下来的人。

　　年轻人也许可以从失去中找到意义，在治愈中得到成长，他们的面前还有着很长的路和其他的爱。对于九十一岁的父亲，失去相濡以沫近七十年的老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令人绝望的事。从母亲确诊到十个月后去世，从她去世到今天，父亲到底有过多少幸福的时刻使他如此顽强地生活？当他从折磨中得到喘息的时候吗？好比黑夜后黎明的曙光，好比严冬后万物的复苏。

　　好比七十年前，在前景最无望的那天，他得到了母亲爱的誓言。

　　“肃反运动”中，父亲和几个好友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小集团”，被揪出来在全校批斗。因为共青团领导知道父母在恋爱，母亲被点名要求在大会上揭发父亲。众目睽睽下她浑身发抖脸煞白地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话：他们都是好人。

　　母亲在笔记中这样写过：“……那时我和陈星荣好，但关系尚未明确，想等两年再说。我见他坐在角落里写着什么，就走过去问他。他轻声说：写交代。我问：交代什么？他放下笔说：他们要我回忆出所有干过的坏事、丑事，并交代当时的思想活动，不论事件大小，再小的也不许遗漏。我想安慰他，但所有安慰的话都显得苍白。我们才二十出头，正是人生最灿烂、最有朝气的年龄，进了一流大学，将来成为好医生，治病救人，无上光荣。可现在他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成了阶级敌人，将受到怎样的镇压和发配？这一生的日子将怎样度过？那一刻我就做了决定，跟他说：不要交代了！你放心，不管他们把你打成什么，我只嫁给你！他似乎有些吃惊，接着就哭了。我们抑制不住愈来愈响的哭声，忘记了这是在图书馆。但是周围座位上，坐在磨砂玻璃挡板后面看书的人始终保持肃静，默默地给了我们同情和支持。”

　　我很难想象父亲大声哭泣，那该是什么样的幸福啊。也许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它的前提是足够的痛苦。父亲钱夹里的照片，就是那时的母亲。

　　整理母亲的橱柜时，我发现一个文件夹，上面写着“妹妹资料”，里面是我一九八一年申请出国的文件和信件。其中有一封父亲为我写给有关领导的信，密密麻麻三页纸，写在华山医院的信笺上，一共修改、抄写了四遍。我完全忘记了这回事。我的申请遇到了阻碍，得不到批准。当时父亲在纽约做访问学者，为了我的人生能有更开阔的地平线，他特地提前回国来帮我奔走。信写于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我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六日飞往纽约。那天父亲说，你今天下午走吧？我睡午觉不去送你了。我说，哦，那我不吵醒你。

　　留学四年后回家，父亲照例没有去接我，但是我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刻，他情不自禁将我一把抱起来。我双脚离地悬在他的怀抱里，片刻，感到惊喜、幸福和莫名的尴尬。那是我成年以后他唯一一次抱我。父亲从没说过，不过我知道他一定是非常想念我的。

　　又到了离开的日子，我和父亲一起无言地吃早饭，他吃两个鸡蛋白，喝一杯西瓜汁，然后吞下每天早上该吃的药和维生素；我吃两个苹果喝一瓶酸奶，再把他给我的维生素吞下去。早饭后他就回到电脑前看脑部核磁共振的图像，母亲的健忘症给他带来很大的刺激，使他对脑部毛细血管走火入魔。我一个人呆坐在那里，不知怎样让他知道我很爱他。我与父亲有太多没说的话。

　　朋友在微信里建议：“你给他留张条子，回忆些过去难忘的细节，放在他会看见的地方。”我回：“好的，我试试。”

　　我没有给他留条子——又一次屈服于惯性，还是天性？

　　飞机开始升高，窗外渐远的灯火和渐厚的云层仿佛奇妙的海底世界，父亲大红色的泳帽出现在我的脑海，它在水里时而浮起时而沉没，不管池子里人多人少，不管他游到哪个角落，我都能从眼梢看见那团红色。不知父亲有没有留意我的蓝泳帽，感觉到某种心照不宣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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