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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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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郑重其事地把信交给父亲,他读完后什么也没有说,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还给我。我不罢休,鼓起勇气跟他说,妈妈太苦了,不要治疗了。父亲不看我,也不作声。我说,我们接她回家吧,能不能找到足够的吗啡?我们陪着她,给她打针让她走。父亲还是不看我,停顿了片刻后说,哪里去找那么大的剂量?今天我去陪她,让她多吃点,她说想跟我一道回家……说到这里父亲哽咽,眼睛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涌动,但是他没有让它流下来。他说,你们回家吧。那一刻,父亲犀牛般的盔甲破裂了,暴露了他跳动的心脏。 我每天上午去病房陪母亲煎熬,夜里神志恍惚地幻想如何去解救她。一天吃早饭的时候我跟哥哥说,我还有二十八片安眠药,今天带去医院,看看有什么机会喂给妈妈。哥哥说,那怎么可以?你又不知道吃了安眠药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说不定她更难受,再说被人发现了你要坐牢的。 母亲的病床靠窗朝南,病友的床靠门,拉上了白帘子。太阳从窗口照进来,把我的身影投在白墙上。我看见自己阴暗的影子凑向母亲,感到心跳加速。我在她耳边问,妈妈,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吗?妈妈,你有任何愿望我都会拼命为你实现的。她说,你跟我一起祷告,要记得祷告。 大概在七八年前,母亲坐在卧房的小书桌前发呆,一本打开的书上画满了线,她的健忘症已经发展到无法享受阅读了。我走过去摸摸她的肩膀,她转头说,活着很没劲,没什么可开心的事。不记得我说了什么,也许什么都没说出来。她接着轻描淡写地说,我不会自杀,因为我不能这样对待你爸爸。 还有一次,我在屋里找不到她,觉得奇怪,因为母亲除了跟父亲去游泳一般不出门的。一股风吹到我的脸上,窗帘飘起来,我这才发现阳台的门敞开着,她紧靠在锈了的铁栏杆上,稀疏的头发被风吹得很乱。我叫妈妈,她的眼神从很远的地方收回来。几十年前刚搬进这个公寓的时候,她说喜欢这个阳台,但是让我们都千万别用力靠在栏杆上,万一豆腐渣工程掉下去就没命了。我直觉感到母亲在思量生死,感到震惊与恐惧。 母亲自始至终没有提出要提前结束这场磨难,那是求生的本能吗?还是爱? 父亲打开钱包,问,你需要人民币吗?我看到里面多了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那是他按照钱包的尺寸印出来的。这是他自己在家里打印的吗?还是去外面专业的地方印出来的?我也有同样的一张,是父亲自己放大后染了色的。照片里母亲大概二十出头,我从没见过另一个女人有如此天然和宁静的美丽,有如此深邃和神秘的眼神。母亲走后我为相片配了镜框,放在了换衣间的橱柜上,每天可以看到。 有时在完全莫名的情形下——或许半夜三更惊醒过来,或许大白天在微波炉前热午饭,或许傍晚在淋浴时哼歌——我眼前会出现母亲骨瘦如柴的身体,被静脉针扎得一片片青紫。我想,父亲选了这张照片不是为了记住,而是为了忘却——他想用母亲最美好的样子去冲淡她被病魔摧残的记忆。 化疗期间母亲经常拔掉点滴管,胳膊手背上的静脉血管全都无法再用了,必须把点滴装置埋在皮下,从颈动脉输液。这个小手术平时只需局部麻醉,但是因为母亲在清醒的情况下不会配合手术,所以必须用全麻。父亲担心全麻的风险,跟医生说,我可以在手术室里按住她。医生说,你一个人不可能按住她的头和双肩,她挣扎时带来的风险会高过全麻。 我不信教,对自己和对宗教都持有同样怀疑的态度。但是母亲病重的那十个月我每晚在黑暗中祷告,求上帝保佑她。回想起来,那些时刻我并不“虔诚”,有时会在心里大喊:你到底要她怎么样?你为什么这样折磨她?你为什么不阻止我爸爸? 一天,哥哥和我跟往日一样到医院探望父母。母亲突然精神了许多,她吃了半个我们带去的苹果,还跟着哥哥手机里的音乐唱了《田纳西华尔兹》。父亲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他坚持治疗的信念和承受力终于点亮了希望的火苗——也许母亲的病能得到治愈。从那天开始,她奇迹般地好转起来。 我生日那天,正在重庆拍摄《忠犬八公》,父亲打电话给我,好像完全不记得生日的事。他说,妈妈想跟你讲讲话,我要去楼下办公室给病人会诊。 母亲问,妹妹你在哪里?我说,我在重庆拍戏,你记得重庆吗?你记得在歌乐山的事吗?她说,在歌乐山的时候最开心了。她无法更具体地表述,我便提醒她,记得姚牧师吗?她说,姚牧师最好了,教我唱好多歌。我又问,圣光中学里面有教堂吗?她愣了一会儿后说,我们只要有几个人凑在一起就是教堂了。母亲失忆以后,经常用各种巧妙的方式来掩盖自己头脑的空白。我不知道她的回答是在搪塞我,还是她在脑海里看到了那片雾蒙蒙的竹林,听到了回荡在山谷的祈祷和歌声?我不禁感动,这是一个多美好的回答。 我跟母亲说了再见,还没来得及关机就听到她在那头自言自语。原来她不懂怎么关父亲的手机,不知道还跟我连着线。母亲发出各种困惑的呻吟,好像不知道她接下来将面对什么,该干什么。然后,她开始急促地祷告。待她停下片刻,我轻轻叫了声妈妈。她慌忙地问,妹妹?你在哪里?我说,在重庆拍戏,在跟你通电话,我们一起祷告吧。我按照她曾经教我的祷文说:“亲爱的主,感谢你所给予我们的一切,求你饶恕我们的罪过,指引我们的言行,听我们的祈祷。求你赐给我们平安、健康、力量、智慧和勇气,与我们同在,求你保佑妈妈……”母亲马上添了一句:“亲爱的主,我把妹妹交给你,求你保佑她家庭美满事业成功,求你指引她,做你的好孩子,不做你不喜欢的事。”那天我六十岁,却还是个孩子——母亲的,上帝的。那是我所有生日中最难忘的礼物。 从重庆回来后,我每天上午陪母亲在病房里唱歌,父亲也在一旁听着,有时目光变得遥远。记忆里那些母亲摆脱了苦难的日子,屋里总是阳光明媚。窗户很大,太阳照在她的脸上,她专注的歌声充满了少女的渴望:“小鸟在歌唱,野花在开放,阳光下面湖水已入梦乡,虽然春天能使忧愁的心欢畅,破碎的心灵再也见不到春光。我走山路,你走平原,我要比你先到苏格兰。但我和我爱人永不能再相见,在那最美丽的罗梦湖岸上……”她走后我才知道那是一首苏格兰民谣,叫《罗梦湖》。 有一天,母亲在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唱到“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的时候,她突然笑着说,这句倒是蛮性感的。我惊讶不已,如果没有音乐伴随着这词,她绝对没有能力产生这样的联想。我再一次被音乐的神秘所迷惑,我猜它始于人脑最原始的中枢,是先于语言的东西。音乐通过母亲脑中已经病变的边缘通路穿刺到她已经萎缩了的海马体、杏仁核,刹那间的感官记忆,像一次短路的火花,照亮她黯淡的意识,那个时刻她感受到了喜悦。 母亲总是早上四点就起来去父亲病房找他,搞得他不够睡,很疲劳。我跟她说,你早上千万不要那么早就去找爸爸,他休息不好身体会垮的。她很惭愧地答应,明天让他睡饱,但是到第二天就忘记了,又一大早去找他。有时候,母亲还会当着医生护士的面跟父亲发脾气,他自己也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但这种时候只好把她当小孩哄,从不怪她。我想起《本杰明·巴顿奇事》里布拉德·皮特演的角色,在生命的尾声变成一个婴儿,躺在恋人怀里。 母亲去世那天早上,父亲看到她痉挛的样子,脸色灰白,差点摔倒在地,哥哥请驾驶员送他回家躺到床上。那一晚父亲彻夜未眠,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去了办公室。那之后的两周他都失眠,但是每天坚持上班。最爱的人不在了,七十年的共同记忆、日常生活中的“日常”都随之消失。但最爱的工作还在,它像地心引力那样将父亲安全地拴在一个熟悉的地方。 早上七点三刻,父亲跟我说,我上班去了。他的语气严肃、平静,眼睛里流露出活力。 他从上海医学院毕业的时候,被分配到了一个犯罪研究所,由苏联专家培训破案。那是安全局研究所的前身,工作性质的政治性很强,不是一个容易待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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