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66)_陈冲

六六

　　▼唯一不朽的只有此刻

　　科学家说时间并不存在，它只是空间的一个维度。但我们普通人对它的存在有着无可非议的、尖锐的体验。本能和经验告诉我们，对时间的体验便是人类意识的标志。

　　许多作家企图描写时间，我最喜欢的是博尔赫斯写的：“时间是构造我的实质。它是将我卷走的河流，但我就是河流；它是吞食我的老虎，但我就是老虎；它是燃烧我的火焰，但我就是火焰。”我们的意识同时穿越在现在、过去和未来，无时无刻不被生命中所有的希望和恐惧、所有的期待和焦虑影响和提醒着。过去的经验塑造了现在，又将现在的愿望投射到未来。

　　眼下我正在冰岛一个叫埃伊尔斯塔济的小镇，参演一部美剧——一个传统侦探故事的数码时代翻版。摄制组刚到这里一周，就因为导演和摄影师核酸检测阳性停止了拍摄。我得闲坐在“湖滨酒店”的小书桌前写这篇回忆。来的时候我因中转航线问题没带托运行李，只背了女儿在中学野营时用的高双肩包，带了有限的替换内衣、日用品和面前这些已经发黄的评论文章。上一次读它们是在“9-11”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

　　时过境迁，许多事情都已忘记，但是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犹如昨日。那天我非常难得地睡了个整觉，醒来已经七点多了。家里阿姨跟我说，你先生上班前让我告诉你看电视。我纳闷，一大早干吗让我看电视？我先去厨房给自己煮了红茶，然后打开电视。

　　电视里，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北楼燃着一团巨大的火焰，乌黑的浓烟从楼里涌出，覆盖住蓝色的天空。我不能相信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换了一个台，同样恐怖的镜头持续着，一架飞机从屏幕左面沉着地入画，向世贸中心的南楼飞去，眼看就要撞击，我紧闭上眼睛。播音员的声音说，第二架飞机撞进了南楼！美国正在受到攻击！我睁开眼睛，隐约看见一个人从燃烧着的高楼窗户里跳出来，第二个人从另一扇窗跳出来，然后第三个、第四个……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不可思议的画面。不知过了几分钟，高耸入云的高楼突然塌陷下去，在不到十秒钟的时间里化为乌有。画外电视播音员失控地叫道：No，no，no！蘑菇云一般的灰烟滚滚升起，向周边的楼间空隙蠕动，弥漫到街道上。天瞬间暗下来，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听到人群在尖叫。

　　我的心里也在喊：No，no，no！那一刻，无数看着电视屏幕的人一定都在这样喊，更何况我对曼哈顿的那个区域怀有独特的感情——两年前，我曾通过取景器对这一片街道和楼房倾注了许多梦想。跟当地人不同的是，我在这些大街小巷行走、绕弯，并不是为了去银行办理业务，再去洗衣坊取干洗的衣裤，随后去街口的便利店买香烟。这里的一景一物是我的审美对象、恋爱对象。

　　那时我在这里导演电影《纽约的秋天》。记得在选景的过程中，我和美术指导发生了一点冲突。我希望拍华尔街这一带新旧交替、层层叠叠的高楼和下面的窄街。这里无数扇窗户打开关上时互相折射的反光，这里昨天、今天和明天同时存在的感觉，是我心目中的纽约。但是美术指导更喜欢 Soho、格林威治村那一带当年被视为酷的区域。我对他失望——他是用肉眼看面前的实物，在现实生活里判断哪条街哪栋楼更潮，而不是像《天浴》的美术指导 Pan 那样用镜头的眼睛看，并感受到实物在电影画面里更抽象的寓意。那段时间我很想念 Pan，我深感自己还没有出师，正在艰难地、很不称职地独当一面……

　　《纽约的秋天》也许是最后一部拍下世贸中心的好莱坞电影了。记得我们拍到这对高楼的时候，组里人说起过，纽约人一度认为它们破坏了曼哈顿的剪影，强硬霸占了天际线。在双楼还未竣工的时候，《哈泼斯杂志》上评论家就否定了它们：“这两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巨人就这样呆立在那儿，既愚蠢又傲慢，与任何事物都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关系。”从来意见不合的纽约人，因为对这两个“傲慢巨人”的憎恨而拉起了统一战线——直到很多年后的某一天，他们不经意地抬起头，惊讶地发现一个小鸟那么大的人，在两个巨人之间的空中，举着一根平衡杆来回行走、舞动。此人叫菲利普·珀蒂，是一位法国艺术家，那天是他二十五岁生日。足足四十五分钟，纽约人聚集在那两个巨人脚下，提心吊胆又欣喜若狂地仰望着这个奇迹般的景观。从此，这两栋楼让人联想起一个年轻人毫无功利性的异想天开，有了人性的光芒。

　　电视里那些熟悉的街道被厚厚的灰粉笼罩着，无数纸片从天边飘落下来，人们在烟雾里混乱地奔跑，一阵震耳的轰隆声让他们突然回首，惊呆地望着第二栋大楼像受伤的巨兽那样倒下来，泪水在他们沾满灰土的脸上洗出不同的肤色。这几十年来，世贸中心不仅占据了曼哈顿的地平线，它们已成为地平线本身——却在刹那间不复存在。

　　那阵子我已经开始筹备拍摄《扶桑》——一部旧金山唐人街电影。 Pan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为电影做资料，我在家里改写剧本。“9-11”事件发生后我怀上了小女儿文珊，在那之前的两次都在四个月左右流产了，医生劝告我不要在孕期承担导演工作的身心压力。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我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停止了《扶桑》的拍摄。

　　父母从上海打电话给我，父亲说他一位好友的长子在“9-11”中去世了，那天他正好比往日提前到了办公室。母亲说，你千万记住天天祷告。我说，你们快挂了，我给你们打回去。那时的国际长途电话费十分昂贵，我总是这样让他们先挂了再打过去。自从做了母亲，我开始真正懂得父母对我根深蒂固的爱和牵挂。胎儿在腹中一天天长大，我的心里也孕育着一份莫大的感恩——在这样充满飞来横祸的世界，我能安逸地在家里守住一个美好的希望。

　　陆陆续续地，新闻里开始纪念这场悲剧中逝世的受难者，逝者的亲人们分享出他们最后的留言和信息：

　　朱尔斯，这是布莱恩。听着，我在一架被劫持的飞机上。如果不顺利的话——看来很不祥——我只想让你知道我毫无保留地爱你，我希望你做好事，去享受美好时光。对我的父母和每个人都是如此，我爱你，我会在那边再找到你。

　　我想告诉你，我爱你。请告诉我的孩子们，我非常爱他们，真抱歉我的宝贝。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三个人，他们劫持了飞机，正在转弯，我听说另外一架飞机飞进了世贸中心。我多想再次看到你的脸，宝贝，我爱你，再见。

　　亲爱的，想告诉你我有多爱你。我有点担心。我终于把你找回来了，真不想再失去你。你是我的一切。你拥有我整个身心和生命。我真的很爱你。

　　只有在这样的时刻，这个因被滥用而陷入平庸的字，又变得惊心动魄、催人泪下。只有面对如此的失去，我们才又一次被提醒，一切转瞬即逝，唯有爱跟地心引力一样永恒地主宰着一切。它是死者紧闭的眼帘后最后的亮光，是生者一辈子无穷的救赎。

　　同样是九月的纽约，同样是爱与失去、生与死，我两年前拍出来的《纽约的秋天》显得那么多愁善感、苍白无力，甚至矫情、做作。

　　如果我在“9-11”之后拍《纽约的秋天》，它会是什么样子？我是否会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对生命的本质有更真诚和深厚的表达？在曼哈顿拍戏的日日夜夜在我脑海里回旋，我开始思考那段经历，面对一年前无力面对的失败。

　　一九九九年六月的一天，我的经纪人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制片人 Gary Lucchesi 和 Amy Robinson 看完我导演的电影，对我十分欣赏，并有兴趣请我来导演他们下一部电影《纽约的秋天》，理察·基尔和薇诺娜·瑞德将是片中的男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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