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50)_陈冲

五〇

　　《龙年》的导演迈克尔·西米诺和选角导演琼安娜·摩尔琳（Joanna Merlin），在全世界各地物色 Tracy。在一轮一轮的筛选过程中，我去面试了无数次，每次去，他俩会听到我的英语比上一次进步了，仪态也离角色更近了。琼安娜对我十分欣赏，她把电影《唐人街》里费·唐纳薇最经典的场次打印出来，跟我排练，让我有机会表达复杂和微妙的感情，把导演的注意力从我不完美的英语转移到我的眼睛和我的感染力上。但是最终，我在“美音速成班”学的只是一种依葫芦画瓢的模仿，无法改变我的本质，琼安娜期待的奇迹没有发生。我遇到过无数选角导演，琼安娜是唯一一个如此在我身上花费心思和精力的。非亲非故，只为欣赏，这也许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贵人吧，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她将成为我的贵人。

　　迈克尔·西米诺请男主角米基·洛克跟最后三位扮演 Tracy的候选人在摄影机前试戏，每人演三个场次。演到最后一场吻戏的时候，洛克抱着我的头咬住我的嘴唇不放，我强忍住眼泪坚持下来。在我匆忙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听到身后他跟导演的笑声。

　　第二天门铃响，海德先生在楼下叫，Joan，你有秘密的仰慕者！我下楼看到一捧巨大的鲜花，卡片上写着：真遗憾我这次不能跟你合作，迈克尔·西米诺。我在不遗余力的付出之后一无所得。我想起那些没有太用力就得到的角色，比方有一次我面试一个移民女孩的角色，人物有一句这样的台词：你是个那么棒的厨师，他一定会喜欢你的。我一不小心把厨师 chef说成了thief（小偷），我说，你是个那么棒的小偷，他一定会喜欢你的。屋里的几个人都笑了，但是他们把那个角色给了我。这是一个努力和成果不成比例的职业，它时而让我狂喜，时而让我绝望，一切似乎都很偶然，跟我努力与否没有关系。

　　我想过改行，也在学校选择了一些其他领域的课程，希望被生理学、人类学或者天文学所吸引、征服。它们的确是很有意思的课题，但是只要新的拍片机会一出现——不管多小的角色，我就抛下它们，飞蛾扑火般扑向电影。

　　一次学校放长假的时候，汤姆驾车到洛杉矶来看我，把他做的壁灯挂在了我的墙上，三角形的米纸灯罩有点像一朵抽象的郁金香。我们上街逛书店，看到里尔克的《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我打开翻阅，第一封信写于一九〇三年二月十七日巴黎：

　　你问我你的诗好不好。你问我，之前也问过别人，你将它们发送到期刊，将它们与其他诗作比较，当某些编辑拒绝你的作品时，你感到沮丧。现在我求你放弃这一切。你在向外看，这正是你不该做的事情。没有人能给你建议和帮助，没有人；唯一能帮助你的是走进自己的灵魂深处，审视你写作的动机，是否扎根于内心最深处，向自己坦白，如果无法写作，你是否会死；在夜深人静时问自己：我必须写吗？如果你可以用一个强烈而简单的“我必须”来回答这个庄严的问题，那么就根据这一必须来构建你的生活；哪怕在最不重要和最微不足道的时刻，你的生活都必须成为这个回答的象征和见证。

　　我站在书架前，感到豁然开朗。无论成败得失，人必须做他必须做的事，我将孤注一掷。我跟汤姆说，这好像是写给我的信。他说，让我送给你吧，我觉得你需要它。

　　三迪·海德的癌症没有被根治，复发后不久她在医院病逝。记得最后一次去医院前，她奄奄一息地跟我说，我要你搬离这个家。这是她跟我的临终告别，让我震惊。三迪追悼会后，海德先生开始吸烟，他说他几十年前就戒了烟，那时候是为了三迪，现在无所谓了。他每天跟以前一样，五点左右开始喝酒，不同的是他会喝醉。一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看书，他给我的房间打电话说，Joan，我要你来我的房间陪我睡。我哑口无言，半天，我说对不起，我不能去陪你。我的声音有些颤抖。回想起来，那也许是人溺死前的一种挣扎，想抓住什么可以救命的稻草。或许三迪是知道自己回不了家了，也知道丈夫会有这样孤独无望和软弱的时刻，才要我马上搬走。我感到失魂落魄。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学校的广告栏，看到一页出租房间给在校学生的招贴，马上去了那个地址。主人自我介绍叫芭芭拉，她说，她的腿脚不灵了，上二层的房间越来越困难，我要是喜欢，可以租二层的卧室，每月一百五十美元。

　　海德先生帮我一起把两只大箱子搬下了楼，我们在门口道别。他似乎在一夜间苍老了许多，一个劲为昨晚的事跟我道歉。我止住他，感谢他，这栋房子是我到美国以后最温暖安全的地方。我想到两年前，他们夫妇把一个远道而来的陌生人接回了家，那么天经地义的善举，没有任何舍赐的姿态。我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和三迪，我会想念你们和这个家。我忍不住哭了，每一次失去都唤起所有的失去——曾经的家，曾经的爱，曾经的友情，曾经的自己……

　　搬家几个月后，在一个长周末假期，芭芭拉去外地看望她孩子。她前脚一走，我后脚就请了几个中国同学来家里的游泳池游泳，在厨房里做中国菜，一直玩到深夜。那时我们中间有不少留学生都会趁主人出远门，在家里开派对，完后大家帮忙大扫除，雁过无痕。同学们在芭芭拉家过了一夜，早上收拾完就走了。可是芭芭拉回来后不知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看出有人在她的床上睡过，跟我大发雷霆。我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开始寻找新的住处。

　　八十年代上旬，美国移民政策收紧，中国餐馆里经常有非法打工的华人或墨西哥人被逮捕，雇用他们的老板被罚款。电影公司也开始要求演员和其他人员证明自己的身份。我的学生签证不能合法工作，怎么办？我在通讯录中寻找可能帮到我的人，眼睛停留在了N的名字。那时我们总共只见过三次面，几乎是陌生人，但我本能觉得他会跟我去做这件疯狂的事。我打电话跟他说，我需要绿卡，你能跟我去拉斯维加斯办一个结婚手续吗？他说，好，你想什么时候去？我说如果可能的话就今天吧。

　　第一次见到N是因为面试。香港歌手许冠杰到洛杉矶物色女演员，N跟他是朋友。我当时正处于情感低谷，严重失眠。面试前的晚上，睡眠迟迟不来，直到天亮前才恍恍惚惚睡了一会儿。起来后我画上黑眼线，穿上高跟鞋就无精打采地去了，连个手提包都没拿。跟许冠杰聊完后，N跟我说，我送你出去。在街上，我独自往前走，毫无说话的欲望。他在我的身边，偶尔看我一眼，也没有说话。记得我拎着一大串钥匙——到美国后搬过的每个地方的钥匙，手举在额前，遮挡南加州刺眼的阳光。我每走一步，手上的钥匙就发出金属碰触的清脆声音，一路响到了车前。他深深地望了我一眼说，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好，多保重。我也用忧伤的眼睛看着他，留心到他清爽利落的板刷头，和坚如磐石的身体。“求婚”那天，我想起他在我那么不堪的情形下，觉得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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