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38)_陈冲

三八

　　去年，我看了《刘胡兰》和《钢铁战士》等电影，又看了《人民文艺》中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后，觉得这些为人民革命事业而牺牲的人要伟大多了。他们所受的酷刑拷打，上老虎凳、上绞架，不是比钉在十字架还痛苦得多么？可是他们丝毫也没有被这些吓倒或屈服。刘胡兰为革命牺牲的时候是多么勇敢，多么坚定，而耶稣呢？圣经上说他在钉十字架前一天夜里，因害怕而满面流泪，跪在地上恳求天父，若是可以的话就免了他喝这杯苦汁吧。跟无数个为革命事业而英勇牺牲的烈士比起来，耶稣显得多么懦弱啊！而且，革命战士牺牲的结果是，中国解放了，中国人民翻身了，新中国诞生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可是耶稣钉死后的结果呢？他是为把人类从罪恶中救出来而牺牲的，结果两千年来，世界上不断出现罪大恶极、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要不是人民自己起来推翻他们的话，耶稣简直就拿他们没办法。既然这样，我怎么可以看到这么多伟大的人不信，却要去崇拜两千年前的耶稣呢？翻来覆去想了一夜，就决定把宗教抛弃了。

　　有一天姚牧师来看我，照例带来几本祈祷书和无数鼓励的话，但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先是惊讶，然后就难受得不得了。这是我思想转变之一。

　　我问二姨母亲少年时代的事情，她想了想说，你妈妈有过轻生的念头。我听了很震惊。二姨接着说，她觉得以前的信仰、寄托都垮了，没有了神没有了永生，人到底为什么活着？那段时期我们都很迷茫。

　　二·六大轰炸那晚，你妈妈和我在一片黑暗中谈到《圣经》，经文说要饶恕敌人七十个七次，可怎么能容忍这种杀伤无辜的行径？我们好像在找理由怀疑上帝。

　　沉默了一阵后二姨换了个话题说，那时你妈妈漂亮得不得了，解放初期学校有钱人家的孩子仍有豪华汽车接送，但你妈妈骑着脚踏车，一阵风一样进出校门的模样，倒是更让人家羡慕的。

　　大概没有人会想到，脚踏车上的美少女正在经历着怎样的精神磨难。

　　我知道母亲进了大学以后仍然在跟她的宗教信仰抗争，渴望从灵魂深处把自己改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她在入团申请书上，沉痛地自我检讨，“宗教的信仰使我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共产党和共青团，因为一从本质上来看，就矛盾了。直到上学期，我对党团的认识还是模糊的，总是把事情对立起来，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觉得共产党这一点好，那一点不好，比如像镇反、抗美援朝、土改等运动，我都能拥护，可是一说到社会发展史，劳动创造世界，猴子进化变人，我就不服帖。我不重视政治，不重视自己的生命和所有的物质……我的人生观是：我在世间做客，我家在天。这样的人生观极严重地阻妨我的进步……”

　　在接踵而至的各个运动中，她多次检讨自己曾经受的“奴化教育”。

　　1942年我进了圣光中学，这是英国的教会办的学校。学校从表面看来是不问政治，没有党派组织的，但学生的家庭成分复杂，有不少同学的父亲是军阀或官僚（如杨森、居正、冯玉祥、刘公云等）。学校的牧师和经费都是英国的，教学人员都是教会（内地会）派来的。因此，我现在看起来这学校很成问题，而我受它的思想影响又很深，所以我把这一段时期的有问题的社会关系交代一下：

　　1）姚如云（Gordon Aldis）英国人，内地会牧师，家在英国，数代都是传教士。他年轻时即被教会派到中国来传教，并建立宗教基地，每七年回国汇报一次。他调到圣光中学来时已快五十岁了。姚牧师深得人心，我很信任他，只希望自己能和他一样的公正和虔诚。后来我回上海，进了别的学校，他有时出差到上海，总来看我，并经常通信。解放后，他来告别，说是内地会撤退了，但是1952 年他突然又来看我，说要到暹罗去。当时我已入团，就向团支书汇报了这事。同时劝他不要传道了，留在人民中国教外文。他没有答应，就走了。以后未有来往。

　　2）刘广琴，是我中学里最好的朋友，后来被教会派到加拿大去学习。当时和我通信，表示想回国，很苦闷，但回不成国。（那时上海已快解放，他父亲刘公云是财政局长，逃往台湾，并写信通知女儿不许回中国。）解放后她又到美国去上大学，我写信动员她回国，但她已不想回来了，在美国结了婚，之后没有再通信。

　　3）刘德馨，圣光的教员，约在两年前我在报上看到“特务分子刘德馨……”不知是不是他。

　　4）Jill Smith，是姚牧师回英国期间，替我找的一个朋友。他希望我们彼此通信。她是一个半工半读的女孩子，志愿是将来能到中国来做传教士，对中国的一切都要问。解放以后我们就没有通信。

　　刘广琴趁我在新泽西拍戏，约了另外两位同学跟我在曼哈顿聚会，但好几次都因有人身体不适而取消。我决定先去拜访一位叫林珊的阿姨，她上世纪八十年代去英国探望姚牧师时，从他相册里翻拍了许多圣光的照片。

　　趁不拍片的一天，我从新泽西城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来到她居住的皇后区。一进门，这位精力旺盛的九旬老人就大声告诉我：我去过你家好多次——不过都是十年前的事了，你们几只猫都认识我。你爸爸下班回家，猫就在橱顶上撩他头发，你爸就把它抱下来，跟你妈说，帮我拿两根棉签来，一根湿的一根干的。然后他就抱猫坐在沙发上，用棉签给它擦眼屎，你爸是医生的手，很温柔的，那只猫很信任地让他擦。

　　说着，她拿出相册给我看，“这是尹任先校长，这是张治中将军——他是我们校董，这是姚牧师——我不在他最宠爱的几个人里，他喜欢你妈妈，她英文好，每天下课就去姚牧师那里听唱片，学歌。”

　　我一眼就从一群孩子中认出了姚牧师，他个头瘦高，又是欧洲人，所以容易辨认。孩子们在教室里听课、唱歌，在操场上打球、舞剑，或在树上、河水里玩耍……他们的脸模糊不清，但我知道母亲也在他们当中。一股强烈的思念涌上心头——如果她能跟我一起看这些照片该多好啊。她可以告诉我，那群穿救世军服，野营扎帐篷的孩子中，哪一个是她。

　　我仿佛能看见八十年前的那个校舍：一栋方正的两层楼瓦房，中间大门上方写着“圣光”，一片泥土的操场，上面竖了两个简陋的木制篮球架，边上有几间茅草屋，背景是一条山脊和葱郁的树木。这个貌似平凡的地方，曾让母亲一生难忘。

　　有一张相片，学生们穿着冬天的衣服，沿着楼墙坐在板凳上。我问，你们在干什么？林珊阿姨笑了出来，说，上姚牧师的课，外面天气好，我们就要求晒着太阳上课。

　　她指着另一张相片说，这个是我，我们每天的朝会，唱赞美诗，讲《圣经》故事。照片里，宽敞明亮的窗边有一位老师在弹钢琴，还有一位坐在琴旁，孩子们面朝老师站立着。离镜头最近的穿白衬衣梳两条辫子的背影可以是任何人，但林珊阿姨知道那是自己，幸福的怀旧洋溢在她脸上。

　　姚牧师珍藏的照片里，还有几张母亲学龄前的，和几张她在祖屋廊亭前的。不知是母亲回上海后寄给他的，还是姚牧师来上海看望她用他自己的相机拍的。其中一张母亲抱着一条温驯的大狼狗，原来这就是“查理”！

　　我脑子里浮现出月光下平江路的草坪，一条孤零零的瘦狗站在当中对天哀鸣。母亲曾多次讲过这个伤心的景象。一九四九年，院子里进驻了一个排的国民党新兵，领新兵的排长带着他的狗“查理”，住在我家的廊亭里。每天士兵们在草坪上歪歪斜斜操练，母亲和二姨就在一旁跟查理玩。一个月后部队要出发了，排长跟姥姥说，查理就不要跟着我去当炮灰了，让它给你们看大门吧。那以后，查理开始绝食，夜晚对月号哭。无论母亲怎么呼唤，它都不听，每天如此。最后，姥姥把它送去了上医的动物房。

　　母亲少儿时代的照片大多在“文革”中烧掉了，而它们却被姚牧师完好无损地保存了，又被林珊阿姨翻拍下来。可惜原件本来很小，再隔着一层塑料纸翻拍，质量很差。我怎样才能看到姚牧师的相册呢？它们还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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