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24)_陈冲

二四

　　接着姥姥举例辩证自己的观点，可以看得出来，文章写于某件重大运动失败后。众人激愤的情绪被某种利益团体所煽动和利用，成为徒劳的歇斯底里。她在结尾处总结道：

　　“欲明一种群众运动之真相与结果，必先究其动机安在。若盲从而附和之，则徒为他人所操纵，自身徒受牺牲，非惟后悔莫及，且更贻笑他人。青年，血气未定者，甚毋感情用事，而为人利用也。书此，自励兼以告人。”

　　每次文明的倒退，每出人类的悲剧，青少年都被利用首当其冲，成为陪葬。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就是无数例子中的一个。让我惊讶的是，姥姥在少年时代已经拥有了这样严肃、冷静、成熟的独立思考以及表达的能力。

　　一九三〇年姥姥作为学联代表认识了上海医学院学联代表张昌绍——我的外公。家族里的人都知道他们风风火火的恋爱故事。一开始，是姥姥的妹妹——我的三姥姥——先认识和爱上外公的，可最后外公却娶了姥姥。这是我母亲从大姥姥那里听来的。据母亲说，外公和姥姥把家搬到平江路的房子里以后，三姥姥和她丈夫几乎每周日都来拜访。午饭后，外公和三姥姥的丈夫，坐在客厅各自看报纸，而姥姥和三姥姥常常在楼上吵架。离开的时候，三姥姥总是伤心无比。她曾跟我母亲说过，回家时走在枫林桥上，她恨不能一头跳进肇嘉浜里。后来，三姥姥随她丈夫搬去北京。我二姨和小姨在北京念大学的时候，三姥姥常请她们到家里吃饭，跟她们讲外公年轻时的事情。她对我母亲和两个姨都格外宠爱，“文革”中外公和姥姥的工资冻结，每个月是三姥姥给我小姨生活费。我开始拍电影后，在北京见到三姥姥。她笑眯眯打量着我说，倒是你当了电影明星，阿中（我母亲）才真叫漂亮。但是只要姥姥在场，她们两个人就继续翻老账，无休无止。

　　从外公和姥姥各自的简历上看，他们相遇之前都在苏州和南京生活和学习过。外公在江苏省立第四中学校报上发表《平民教育与平民生计在今日孰为重要》的时候，姥姥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校报上，发表了《群众运动之动机》和《老丐行》；外公在校报上发表《手淫之预防法》的时候，姥姥发表了《理不胜欲，要使二者互保其平衡》。这两位素不相识的少年，在同时感受和思考着时代与自身所带来的困境，寻找着更理想的生存方式，向往着更正义与平等的社会。一九二八年他们又分别赴南京上大学。我想象他们两人多次在街头巷尾互相错过的镜头，就像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红》里面，那一对常常擦肩而过的邻人，被命运像吸铁石那样拉近。影片最后，因为一场灾难的发生，他们终于有了相遇的机会。姥姥和外公那几年所有的动荡，似乎也只是上苍为了促成他们终成眷属。

　　姥姥曾经写过一篇回忆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的短文，当时姥姥和外公都报名参加了上海医学院组织的第四救护队。跟姥姥惯常的风格一样，文章毫无煽情，也没有提及她和外公的私人关系，只是在救护队的人员名单里列上了“张昌绍”，平静地讲述了当时在真如暨南大学夜以继日发生的事情——

　　……我们女同志宿舍在底楼。窗外堆积着许多为抗日救国而牺牲的壮士们的遗体。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令人肃然起敬。

　　救护站的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大家睡得很少，白天黑夜拼命地干，平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站里常有记者和慰问团来访，不管我们怎样解释，救护站不缺吃穿，慰问团体还是用大卡车装满面包、蛋糕、饼干、罐装菜肴和棉袄、棉鞋、毛巾等等，把一间大教室堆得满满的……

　　最使人感动的是伤病员们的表现，他们很坚强，很少听到呻吟声。一些伤势较轻的战士纷纷要求重返前线，甚至那些伤势并不轻的也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要求回到战场去。有些战士因伤重必须转送后方治疗，但硬是不肯上车，他们觉得留在救护站，离火线近一些，还有机会重返前线，送到后方，就没有打敌人的机会了……

　　但是不久日军增援部队在浏河地区登陆，威胁十九路军侧翼。十九路军因得不到兵员、武器、粮秣接济，不得不撤离淞沪战场。接到撤退通知，救护站的同志们都发呆了，等收到紧急撤退通知后，大家才行动。军部为救护站留下最后一次列车，我们迅速地背着百多个伤员和代管的武器上车，离开真如，向苏州方向开去。车到昆山时，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扫射，幸好没有重大伤亡，安然到达目的地。

　　正在热恋中的外公和姥姥是并肩的战友，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一悲壮的事件，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当他们终于可以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紧拥对方失声痛哭；有没有亲吻彼此悲愤的眼泪，抚摸彼此疲劳的身体；有没有以身相许，山盟海誓？我无从知道。我只知道，他们是“一·二八事变”之后的几个月里结的婚。

　　在拍摄中央电视台《客从何处来》的节目时，我偶然从资料中发现，当年著名文人柳亚子在一九三二年为姥姥作的一首诗。

　　浪淘沙——文艺茶话会座上赠史伊凡女士

　　珠玉泻莺喉
　　钢里含柔
　　吴娃燕语最风流。
　　一阕新词低唱罢
　　怎不娇羞。
　　京兆画眉俦
　　是几生修
　　天教韵事继红楼。
　　为恐石凉人睡去
　　芍药轻兜。

　　诗人特意注释史女士爱人叫张弓——外公的别名，姥姥那么“风流”和“娇羞”，一定是一个新娘幸福的模样吧。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日姥姥在溧阳老家生下了我母亲。一九三四年外公从上医毕业留校后，就把家搬到了上海，一家三口先住在上医校长朱恒璧家，后来再搬到上医分给外公在“祥庆村”的公寓。

　　我在史料里读到，一九三五年北京发生一·二九学运，激起了姥姥这辈年轻人的革命热情。怀着身孕的姥姥与史良等人组织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后发展成中华救国会。据说她匆匆生下我二姨后，就把婴儿留在上海红十字会（即现在的华山医院），自己投入到编辑《中华医学杂志》的工作中去。外公曾经在红十字会实习过一年，所以医院收留了二姨一个多月，她是婴儿室闻名的“超大儿”。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姥姥又一次全身心投入到伤兵医院，直到年底战事失败。沮丧了一段时间后，姥姥决定离开上海。她带着五岁的母亲和三岁的二姨，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然后把她们分别留给了姥姥的父母和我外公的弟弟，只身去伦敦陪读于外公。这段经历给我母亲和二姨带来了久远的心理阴影。

　　一九三九年，姥姥比外公提前从英国回来，但是她没有回到孩子们的身边，而是帮助上医校长朱恒璧完成了国立医学院两次庞大的迁校任务。朱恒璧校长是外公的恩师，两家人的友情非常深厚。他们从上海乘轮船途经香港到越南海防登陆，而后改乘滇越铁路前往云南。在昆明郊区白龙潭设校（简称“滇院”）。一九四〇年滇院再次跋山涉水迁往重庆，在重庆市郊歌乐山设校（简称“渝院”）。

　　一九四二年，在日军从缅甸进攻中国大后方的危急时刻，姥姥又被借调到滇缅铁路督办公署卫生处，在美国援华抗疟委员会工作，工作所在地为弥渡。一九四三年她才从弥渡回到歌乐山，担任《中华医学杂志》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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