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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五

  一九七四年夏天,父亲买来中华书局刚出的繁体字版《清史稿》,共四十八卷,书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边地上。我发现他总在翻看同一卷,原来其中有不少我们祖上的记载。

  家谱仅上溯到康熙年间,原籍安徽徽州休宁县,第二十七代赵承恒迁至浙江归安县(现湖州一部分)。祖宅清澜堂坐落在湖州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赵炳言官至湖南巡抚、刑部右侍郎。三子赵景贤早年师从俞樾的父亲俞鸿渐,乡试与俞樾同榜考中举人。按俞樾的说法,“自幼倜傥,虽翩翩公子,而有侠丈夫风,呼卢纵饮,意气浩然”。后捐巨款买官封为知府,并未上任。

  太平军兴起,赵景贤在湖州组织民团操练,并用青铜包住西城门(湖州至今沿称青铜门和青铜桥)。一八六〇年二月,李秀成大军逼近湖州。赵景贤固守湖州两年多。这是清史上著名的湖州保卫战。清政府为保存将才,另有委任,令他“轻装就任”,但他决心死守,与城同在,最终弹尽粮绝,一八六二年五月城破被俘。

  据《清史稿》记载:“景贤冠带见贼,曰:‘速杀我,勿伤百姓。’贼首谭绍洸曰:‘亦不杀汝。’拔刀自刎,为所夺,执至苏州,诱胁百端,皆不屈。羁之逾半载,李秀成必欲降之,致书相劝……秀成赴江北,戒绍洸勿杀。景贤计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饮酒。二年三月,绍洸闻太仓败贼言景贤通官军,将袭苏州,召诘之,景贤谩骂,为枪击而殒。”

  湖州城破,赵家死的死逃的逃。长子赵深彦在湖南闻此噩耗,立即饮毒酒自杀,年仅十二岁。咸丰皇帝得悉赵景贤死讯,下诏称其“劲节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规格予以抚恤,在湖州专立祠堂,并关照国史馆立传。

  多年后,俞樾成了一代经学大师。一天,他在苏州曲园家中沉坐,有人求见,来者正是赵景贤的孙子赵鋐。他拿来祖父遗墨,包括湖州告急时让人带出的密信。俞樾展读赵景贤的几首五言律诗,长叹不已,其中有李鸿章在奏折中引用的名句:“乱刃交挥处,危冠独坐时。”

  次子赵滨彦,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职而被封官,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信任,主管广东制造局,后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他任上海制造局督办及两淮盐运使和广东按察使等职。由于国乱并与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辞职,在苏州定居。数月后,武昌起义爆发,在推翻大清帝国的革命功臣中,居然有我外公孙海霞。

  赵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脉横生。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我爷爷赵之骝那辈就败落了,靠典卖字画古董度日。

  轮到我父亲,恐怕连辉煌的影儿都没见过。他四五岁时母亲病故,十二岁那年父亲辞世,由舅舅收养。他不得不中辍学业,从十五岁起靠抄写文书糊口,还要抚养弟妹。父亲写得一笔好字。据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徐福林先生回忆,当初进保险公司,父亲见他字写得差,让他反复抄写元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的碑帖练字。

  赶上兵荒马乱,父亲被卷在逃难的人流中,走遍中国大半个南方。在桂林时,有一天日本飞机俯冲扫射,他慌张中撑起雨伞挡子弹。那年头命不值钱,周围的人一个个倒下,他却奇迹般活下来。边打工边自学,他终于考进重庆中央信托局。一九四六年年初,在调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与母亲在重庆珊瑚坝机场邂逅。

  我俩结识于抗战胜利的1946年,当时因为抗战,父母分开七八年了,我陪母亲乘飞机到重庆看望父亲。在珊瑚坝机场下飞机后,想打一个电话,但不知如何拨通,无意中发现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正在打电话,我妈妈让我上前请教,此人正是赵济年。(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北京解放前夕,父亲利用职权,协助地下党的堂哥收集全城粮食储备等情报。一天晚上,国民党宪兵挨家挨户搜查,由于顶撞宪兵队长,他被抓去关了一夜。那时母亲已怀上我。后来说起,他在昏暗的牢里彻夜未眠,盼着一个孩子和新中国的诞生。

  六

  父亲爱读书,但最多算得上半个文化人。他的文学口味博杂,是鲁迅、茅盾、张恨水、艾芜和茹志鹃的“粉丝”。他订阅各种各样的杂志,从《红旗》、《收获》、《人民文学》到《电影艺术》、《俄语学习》、《曲艺》和《无线电》,很难判断其爱好与价值取向。

  他骨子里却是个技术至上主义者。困难时期,他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四种变速的电唱机,把《蓝色多瑙河》带进我们阴郁的生活。“文革”焕发了他新的热情,从路线斗争转向线路连接——半导体收音机。

  从一九六七年冬开始,他奔走于各种器材店之间,买回一堆电子零件。家里成了作坊,从写字台扩张到餐桌,快没地方吃饭了。他借助各种参考书,把红红绿绿的电线焊在接线板上。焊接前把电烙铁戳进松香,吱吱冒出浓烟。我半夜醒来,灯总是亮着,云雾缭绕,墙上是他歪斜的影子。经过反复实验,噪音终于变成样板戏的过门,全家都跟着松了口气。

  终于进入最后的程序:父亲用三合板粘合成木匣,装上小喇叭,把鼠肚鸡肠的线路塞好,合上盖,郑重地交给我,好像一件传家宝。去学校路上,我书包里的半导体正播放《红色娘子军》,由于接触不良或天线角度问题,时断时续,得靠不停拍打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到学校还没来得及显摆就散了架。

  一九七五年夏天,我们家买来九英寸红灯牌黑白电视机,这是全楼(除“民进”秘书长葛志成家外)的第一台,引起小小的轰动。每天晚饭后,邻居们拥进我家,欢声笑语。大家好像共看一本小人书。关键时刻出现信号干扰,父亲连忙救场,转动天线,待画面恢复正常,得,敌人已被击毙。为照顾后排观众,又在电视前加上放大器,画面变形,有损正面人物形象。

  改革开放非常及时,为父亲对技术的热情指明方向。从老式转盘录音机到单声道答录机,再向四个喇叭以至分箱式立体声挺进——音响革命让我们处于半聋状态。与此同时,父亲又匀出少许精力给彩电和摄像机。而电脑问世,才真的把他的魂儿摄走。他单指敲键,却及时更新换代,一直走在忠实消费者的最前列。在晚年赶上新时代的末班车,还是有所遗憾,他对我说,如果再年轻二十岁,他一定改行搞电脑。显然他高估了自己,那可不是用电烙铁就能焊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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