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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十三

  一九六八年春,学校来了几个不速之客,直奔原校长室小院东侧尽南头的“革委会教育革命办公室”,门口还挂着“中学红代会作战部联络处”的牌子——这里也是北京中学“四三派”唯一的常设机构。

  他们是北师大学生,因持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介绍信而显得骄横,把桌椅弄出声响。此行目的嘛,是为了调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的高考制度,即旧高考制度如何打击工农子弟,保护黑五类子弟。

  曾主管高考的前教导主任屈大同应声而至,诚惶诚恐,但他心里有数——“文革”快两年了,什么阵势没见过。读罢介绍信后沉默片刻,他悠悠叹了口气说:“恐怕我得让你们各位失望了。”事实是,四中高考升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但同在分数线以上,往往是出身不好的被筛选下来。他说:“告诉你们,每个学生的档案袋正面是张表格,表格右上角就是中学政审意见,只要建议不录取,考出大天,也上不了大学。”

  屈大同本人就是国民党少将之子,熬到名校教导主任,深知其中奥秘。见来访者满脸惊讶之色,他更加得意:“给你们举个例子,知道钱伟长是谁吧,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兼教授,也是个大右派。他儿子钱元凯就是由于政治鉴定不合格,成绩再好也没用,哪个大学都没录取。这就是党的阶级路线。”

  屈大同是钱元凯的高三班主任,曾对他发誓说出身问题绝不会影响升学。于是钱元凯报考了清华大学,虽获华北考区总分第二名,竟没有被任何大学录取。一九五八年九月,他到石景山钢铁厂当壮工,两年后改车工,他在劳动中坚持自学。由于爱好摄影,一九六八年他自制了照相机等摄影器材,后调到北京照相机厂,从技术员熬到总工程师,成为照相机技术理论的权威。

  高考落榜后,他父亲对他说:“上学的机会是受人控制的,但读书与实践才是获取知识的主要课堂,在这个学校中学习的权力只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是任何人都剥夺不了的。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的习惯,这比任何名牌大学的校徽重要得多!”这番话他一直记在心中。

  要说人生这苦酒,最初是他跟老师共同酿造的,却不能分享。每逢校友聚会,只要听说有钱元凯参加,屈大同退避三舍。

  十四

  一九六八年夏秋之交,北京出现了一个署名为“红卫兵6514部队”的秘密组织,神出鬼没,到处张贴大标语,诸如“揪出镇压北京中学文革的小爬虫李钟奇!”、“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公社的原则永存!”,同时张贴的还有油印小报《原则》。

  其实这是我们班五六个同学干的。那番号有虚张声势之嫌,要破译并不难:四中高一五班六斋,反之“6514部队”。

  一九六八年春,由于对中央精神解释的歧义和大学各派组织的介入,“四三派”与“四四派”的冲突不断升级。为了控制局面,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北京中学,成立“革委会”。当时负责中学军管的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

  “文革”草率收场,我们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与此同时,在两派冲突的背后,传来“老兵”意味深长的挑战,什么“二十年后见高低”,“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

  无论在校园小路或字里行间,到处投下他们傲慢的身影。这来自“血统”的傲慢,僭越历史的傲慢,年幼无知倒也罢了,关键是他们从未有过什么反省(除少数例外)。这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包括对他们自己,这伤害四十年来依然有效——“平民”与“贵族”的界限有如历史的伤疤,至今没有愈合。

  “红卫兵6514部队”在行动——并不是和一个名叫李钟奇的将军过不去,而是为了在官史中留下潜台词,让本来顺理成章的叙述出现漏洞。我们白天刻蜡版印刊物刷标语,半夜出动,甚至把标语贴到卫戍区司令部对面的墙上。

  一天半夜,我们骑车蹬平板三轮,来到西长安街小巷深处的北京六中,那儿离天安门不远。在校门外砖墙上刚贴完标语和《原则》小报,从校园内突然冲出十几个男生,手握垒球棒和弹簧锁,而我们只有扫帚铁桶。对峙中,双方身体几乎贴在一起,甚至能听到对方的呼吸。我心跳加快,血向上涌,头脑一片空白,从对方眼中能看到自己渴血的愿望。那是人的原始本能,可追溯到古老的狩猎和战争,在某些时刻仍在控制着我们。

  僵持几分钟,如同世纪般漫长。我们后退一步,在对骂中走开。撤退速度要把握好,太快太慢都不行。走出小巷,来到长安街上。秋风乍起,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原则》总共办了三期,无疾而终,几乎没在世上留下什么痕迹,除了在我们心中——我们一夜之间长大了,敢于挑战任何权威。而在刚刚拉开序幕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中,所有原则必须修正、变更或延伸。

  十五

  一九六八年冬,我们一行十余人,包括田佣老师,到河北安新县白洋淀地区进行“教育革命考察”。这有点儿不可思议,在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们就是教育革命的对象。这旅行多少带有那时代的疯狂印记。

  我们正赶上武斗高潮,由省军区和三十八军分别支持的两派打得天昏地暗,战火波及白洋淀——那是抗日根据地,农民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刚住进县委招待所,就接到讣告及追悼会通知。在县城攻防战中,控制县城的一方七人阵亡。在人家地界别无选择,我们除了献花圈,还把鲁迅的诗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抄成巨幅挽联,横挂在街上。高音喇叭播放着哀乐。我们走进停尸帐篷,向死者三鞠躬。那是我头一次目睹死人,有男有女,皮肤蜡黄,在阳光反衬下呈半透明状,让人想起皮影戏。更可怕的是那股恶臭,要尽力屏住呼吸。

  作为来自北京的代表,自然成了“毛主席派来的亲人”,造反派头头和死者家属一再挽留我们作流水席上宾。婉言谢绝,我们回到县委招待所,一阵干呕,省了顿晚饭,在昏暗的灯下长吁短叹。

  为安全起见,调查先从城关中学开始。那些农村孩子读书之刻苦是超人的:起早贪黑,伴着油灯熬夜,没有娱乐,居住伙食条件极差。他们的心愿就是进城读大学,彻底改变绑在土地上的命运。由于名额有限,要远远超过北京人的标准线才有被录取的可能。这让我们震惊,按这个标准,北京四中有一半考不上大学。这种社会的不公平,远在我们的想象之外。

  烽烟再起,对方开始攻打县城。枪炮声不断,特别是晚上,子弹呼啸声让人难以入睡。县城随时都会失守,而县委招待所是主要的攻击目标之一。田佣老师腰扎草绳,蹿出招待所大门侦察火力。只见他猫腰躲避,继而匍匐前进。招待所看门的老头细听枪声后打哈欠说,敌人还很远着呢,不耽误睡觉。

  龟缩在县委招待所十来天,除各种传闻,对外界一无所知。在背后军方的压力下,双方终于坐下来谈判。我们乘头一班去保定的长途汽车,逃出围城。

  回北京不久赶上过春节。在同学聚会上,杯盘狼藉,醉后高歌痛哭。写旧体诗词成了时尚,互相唱和,一时多少离愁别绪!北京火车站成了我们最后的课堂,新的一课是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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