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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


  ▼搬家记

  §一

  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五的六年工夫,我搬了七国十五家。得承认,这行为近乎疯狂,我差点儿没搬出国家以外。深究起来,除了外在原因,必有一种更隐秘的冲动。我喜欢秘鲁诗人瑟塞尔·瓦耶霍(César Vallejo)的诗句:“我一无所有地漂流……”

  头一站西柏林。住处在最繁华的库当姆大街附近,是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提供的。我昏沉沉地穿过纪念教堂广场,所有喧嚣被关闭在外。一个“朋克”鸡冠状头发鲜红似血,他张开嘴,却没有声音。那年夏天,墙还在,西柏林与世隔绝,像孤岛。我是一九八九年的鲁滨逊,刚逃离失事的沉船,带着个空箱子,一头钻进语法严密的德语丛林。我把从墨西哥买来的绳床吊在阳台上,躺在那儿眺望柏林摇荡的天空。我前脚走,柏林墙跟着轰然倒了。接着挪到挪威首都奥斯陆,住大学城。我有时去市中心散步,狂乱的内心和宁静的港湾恰成对比。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回不了家了。

  住下没两天,迈平就开着他那辆老爷奔驰车,帮我搬到另一处学生宿舍。这回,箱子成双。绳床怎么也塞不进去,正好捞些锅碗瓢盆,拖进新居。我和五个挪威小伙子共用厨房。头疼的是,刚塞进冰箱的六瓶啤酒,转眼少了四瓶半。在挪威啤酒太贵。得,我顺嘴喝干剩下的半瓶,把另一瓶拎回屋里。我带多多到一个教授家做客,主人用自制的啤酒招待我们。那啤酒有股怪怪的肥皂味,没喝多少,我俩沉沉睡去。教授气得四处打电话:“我、我的中国客人怎么都睡着啦……”

  冬天到了,北欧终于给我点儿颜色看看:漆黑。一个专门倒卖旧电视的中国同学,看我可怜,匀出一台给我。我喝着温啤酒看电视。那挪威话还挺耳熟,带陕北口音。

  在挪威待久了,迈平得了失语症。每天晚上,我俩一起做顿饭,对影成四人,无言。放寒假,他去外地看老婆。大学空城,我孤魂野鬼般游荡。钻进一家中国餐馆,除我,还有一人。他自言自语,动作古怪,目光疯狂,充满强烈的暗示性。慌张中我丢下碗筷,撒腿就跑。

  过了九〇年元旦,我把绳床留给迈平打鱼,搬到瑞典斯德哥尔摩,住进一家相当宽敞的公寓。主人一家去印度旅行。我实际只用厨房,有时去客厅和餐厅遛弯,顺便照料花草。一群住在外地难民营的中国朋友来借宿,带来各自的故事。他们中有工人、商人、大学生,到天涯上孤独的一课。我们在黑暗中互相借光。冬天的斯德哥尔摩让人沮丧。太阳才爬起来,没升多高,就被黑暗之鱼一口吞下去,吐出些泡沫般的灯光。我日夜颠倒,索性整天拉上窗帘。三个月后,花草奄奄一息,主人回来了。一位好心的中国餐馆老板借我个小单元,更符合孤独的尺寸。有人从英国带来瓶苏格兰威士忌,让我一口喝光。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发疯尖叫,在镜子前吓了自己一跳。

  我常和李笠泡酒吧。他用瑞典文写诗,出版了好几本诗集。他是个拈花惹草的老手,满街跟姑娘套近乎。在斯德哥尔摩,几乎每个酒吧都有赌桌。我们输光兜里的钱,喝得醉醺醺的,摇摇晃晃走在大街上,李笠会突然歇斯底里地大笑。

  春去夏来,我照旧拉着窗帘,遮挡喧闹的白夜。

  那年秋天,我到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教书,一住两年。安娜帮我在郊区租了间可爱的小厢房。两位女房东是女权主义者,一位心理学家,一位妇女博物馆馆长。她们带各自的娃娃住正房,居高临下,审视一个倒霉的东方男人。夜半,三盏没有性别的孤灯,遥相呼应。小院紧靠铁路,火车常闯入我梦中。惊醒,盯着墙上掠过的光影,不知身在何处。

  我父母带女儿来探望我。我临时借点儿威严,住进丹麦海军司令家隔壁的小楼。我们住二层,窗外是海和丹麦国旗。一层是老建筑师乌拉夫,地下室租给年轻的女钢琴家乌拉。他俩并无血缘关系,名字近似,像欢呼,自下而上,不过多了声岁月的叹息。乌拉夫寡居,有种老单身汉的自信,仅用台袖珍半导体欣赏古典音乐。我有时到他那儿坐坐,喝上一杯。他特别佩服贝聿铭,做中国人,我跟着沾光。不过盖房子是给人住的,而诗歌搭的是纸房子,让人无家可归。轮到我割草,乌拉夫也会板起面孔,驱赶我推着割草机在后院狂奔。乌拉独身,靠教课及伴奏为生。她的眼神茫然,好像看多了海平线。她对我经常外出十分羡慕,梦想有一天能在巴黎或纽约那样的大都市找到工作。她弹得真好,但琴声永远被门紧紧关住。

  父母和女儿走了。图便宜,我搬到郊外的新住宅区。外出的房主是一对中国老人,随儿子避难,跟着享受丹麦的福利。那单元特别,以厕所为中心,所有房间环绕相通。我心情好时顺时针溜达,否则相反。那恐怕正是设计者的苦心,要不怎么笼中困兽或犯人放风总是转圈呢。

  一九九二年十月初,从丹麦搬到荷兰,送的送,扔的扔,我还是坐在行李堆里发愁。没辙,只好向柏林的朋友求救。他从柏林租了辆面包车,开到丹麦,装上孤家寡人,再经德国开到荷兰的莱顿。

  莱顿的住处实在太小,根本没地方溜达,我成了那些陈旧家具中的一员。房东玛瑞亚住二楼,是个神经兮兮的老寡妇。她有个儿子,极少露面。她每年都要去修道院做心理治疗。这位眼见要全疯的老太太,这回可抓住我这根稻草,一逮着机会就跟我东拉西扯,没完没了。我尽量靠边走。玛瑞亚有种特殊本事,只要开道门缝,她准站在那儿等我,唱个法文歌,背首德文诗,要不然就讲述她的噩梦。不管怎么着,我绝不让她进屋,否则就成了我的噩梦。

  玛瑞亚抠门。冬天阴冷,我夜里写作,不到十二点暖气就关了。第二天早上请示,不理。哆嗦了三天,再请示,恩准。她把定时器调到夜里两点——在妄想与噩梦之间。

  我请玛瑞亚到附近的中国餐馆用餐。她精心修饰,早早坐在那儿等我。大概很多年没人请她吃饭了。饭馆生意冷清。玛瑞亚显得有些拘束,话不多。她讲起战时的荷兰和她的童年。回来的路上,她的高跟鞋橐橐响着,那夜无风。

  临走她请我上楼喝茶,我留了地址。她的信追着我满处跑。我搬家速度快,却还是被她的信撵上。她每次都附上回邮信封。我铁石心肠,扔掉。这世上谁也救不了谁。孤独的玛瑞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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