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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一九三四年十月西班牙北海岸矿工起义,随后遭到佛朗哥将军的残酷镇压。一九三五年五月初,内阁改组,包括五个极右组织的成员,并将摩洛哥任职的佛朗哥调回,正式任命为总司令。不久,保守政府切断了财政支持,“巴尔卡”陷入危机。 洛尔迦在朗诵排戏的同时,卷入各种政治活动。他谴责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暴政,声援两国作家和艺术家,并在反对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公开信上签名,为入狱的年轻诗人赫尔南德兹呼吁。 在巴塞罗那上演新戏期间,达里的妹妹阿娜到剧院来看望他,她比以前更美了。他们去咖啡馆小坐,一直在谈达里。洛尔迦终于和达里见面,这是七年来第一次。那年秋天他俩常来常往。他抓住每一次机会证明他对老朋友的感情。有一次在巴塞罗那书店朗诵,他专门念了那首《萨尔瓦多·达里颂歌》。他们计划一起合作写书配画,但并未实现。几个月后,两人友谊重又落到低谷。 一九三六年元旦,洛尔迦收到从牛郎喷泉寄来的有镇长和近五十名村民签名的贺年卡,上面写道:“作为真正的人民诗人,你,比他人更好地懂得怎样把所有痛苦,把人们承受的巨大悲剧及生活中的不义注入你那深刻之美的戏剧中。” 六月五日,洛尔迦过三十八岁生日。他从来不想长大,时不时深情地回首童年。一年前,他曾对记者说:“还是我昨天同样的笑,我童年的笑,乡下的笑,粗野的笑,我永远,永远保卫它,直到我死的那天。”他还开玩笑说,他怕出版纽约的诗集,那样会让他老去。 西班牙政局进一步恶化,濒临内战边缘。在马德里,左右派之间互相暗杀绑架,血染街头。除了一九一九年格拉纳达的冲突,洛尔迦从未经历过像马德里七月初那样血腥的暴力。他变得越来越神经脆弱。他总是让出租司机减速,叫喊道:“我们要出事了!”过马路他要架着朋友的胳膊,随时准备跳回便道上。 七月十三日,得知一个右翼领袖被暗杀的消息,洛尔迦决定马上离开马德里。他和一个朋友几乎整天都在喝白兰地。他激动地吐着香烟说:“这里将尸横遍野。”停顿了一下,“不管怎样,我要回格拉纳达。”晚九点,他按响他的小学老师家的门铃。在老师的询问下,他回答道:“只是来借两百比索。我要乘十点半的火车回格拉纳达。一场雷雨就要来了,我要回家。我会在那儿躲过闪电的。” 回家第二天,本地报纸就刊登了他的消息。西班牙内战开始了。七月二十日,支持右翼的格拉纳达要塞的军人起义,占领了机场和市政厅,逮捕了省长和新选的市长,那是洛尔迦的妹夫。三天后,他们完全控制了局势。到处在抓人,每天都有人被处决。 长枪党分队接连不断到洛尔迦家搜查,第三次他们把洛尔迦推下楼梯,又打又骂。他们离去后,洛尔迦给一个写诗的年轻朋友若萨勒斯(Luis Rosales)打电话,他三个兄弟都是长枪党铁杆。若萨勒斯马上赶来。他提出三个方案:其一,逃到共和派控制的地区;其二,到一向保守的法亚家避风;其三,搬到他们家小住,待局势稳定下来再说。第三个方案似乎最安全。当天夜里,父亲吩咐他的司机把洛尔迦送到位于格拉纳达市中心的若萨勒斯家。 八月十五日,长枪党再次冲进洛尔迦家,威胁说若不说出去处,就要带走洛尔迦的父亲。走投无路,他妹妹说出实情。 次日晨传来洛尔迦妹夫被处决的消息。下午一点,一辆汽车停在若萨勒斯家门口,下来三个军官,领头的是原右翼组织的国会议员阿隆索(Ruiz Alonso)。他早就恨死了洛尔迦。若萨勒斯的母亲边阻拦边打电话,终于找到一个儿子。那儿子赶来,问洛尔迦犯了什么罪。“他用笔比那些用手枪的人带来的危害还大”,阿隆索答道。洛尔迦被带走,先关在市中心的政府大楼,十八日凌晨被转到西北方山脚下的小村庄,和一个中学老师及两个斗牛士一起关在旧宫殿里。看守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告诉他们要被处决,让他们做临终祷告。“我什么也没干!”洛尔迦哭了,他试着祷告。“我妈妈全都教过我,你知道,现在我忘光了。” 四个犯人被押上卡车,来到山脚下的一块空地上,周围是橄榄树林。在破晓以前,一阵枪声,洛尔迦和三个同伴倒在橄榄树林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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