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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七

  在纽约住了九个月后,洛尔迦于一九三〇年三月七日乘船抵达哈瓦那,一群古巴作家和记者在码头迎接他。回到自己的母语世界,他如鱼得水。在第一封家书中他描述古巴是“抚爱而流畅的,特别感官的”。和纽约相比,哈瓦那简直是天堂。铺鹅卵石的街头,雪茄和咖啡的香味混在一起,让人感到亲切。他的朗诵和演讲获得成功。几乎每夜都和朋友们一起泡酒吧、朗诵、弹钢琴,直到天明。

  三个月后洛尔迦返回祖国。在格拉纳达街头,他碰见一个自大学时代就认识的牧师。牧师为他外表的变化大吃一惊,问纽约是否也改变了他的个性。“没有,”洛尔迦快活地回答,“我还是我。纽约的沥青和石油改变不了我。”

  与家人团聚,让他真正放松下来。他夜里读书写作,白天穿睡袍在屋里晃荡。他常把白发苍苍的母亲举起来,“天哪,你在杀死我!”母亲大声惊呼。当母亲睡午觉时,他坐在旁边为她扇扇子,驱赶苍蝇。

  他一直在写新剧本《观众》。初稿完成后不久,他回到马德里,一家报纸的记者好奇地向他打听。“那是个六幕剧谋杀案”,他答道。

  “此戏的意图何在?我指的不是谋杀,而是作品本身。”记者追问。

  “我不知道是否真能制作。这出戏的主角是一群马。”

  “了不起,费特列戈。”记者喃喃说。

  一九三〇年底,西班牙政局再次动荡。雷沃斯和他的同志们一度入狱,他们在狱中发表宣言,呼吁在西班牙建立共和制。不久,国王宣布举行全国选举。一天夜里,在去咖啡馆的半路,洛尔迦被卷进支持共和的游行队伍中。宪警突然出现并开枪,示威者逃散,洛尔迦摔倒在地。当出现在咖啡馆朋友们面前时,他上气不接下气,满脸大汗,浑身是土,嘬着受伤的手指,声音颤抖地讲述他的遭遇。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国王最终离开西班牙,共和运动领导人包括雷沃斯被释放。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新时期开始了。雷沃斯立即被任命为司法部长。新政府立即将政教分离,实行一系列社会政治改革。

  在新政的影响下,牛郎喷泉镇政府决定,以他们最值得骄傲的儿子的名字,取代原来的教堂街。一九三一年九月初,洛尔迦在为他举行的命名仪式上演讲。他强调说,没有书籍与文化,西班牙人民就不可能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如果我流落街头,我不会要一整块面包,我要的是半块面包和一本书。”他注视着洒满阳光的广场和乡亲们熟悉的面孔,后面是三十三年前他出生的白房子。

  洛尔迦全力支持新政府。一天夜里,他冲进智利外交官林奇的公寓,情绪激动。他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剧团,叫“巴尔卡”(La Barraca),指的是那种乡村集市演木偶戏之类的临时木棚。新政府重新调整后,雷沃斯成为教育部长,促进了“巴尔卡”计划的实现,特别是财政上的支持。洛尔迦谈到“巴尔卡”总体规划时说:“我们要把戏剧搬出图书馆,离开那些学者,让它们在乡村广场的阳光和新鲜空气中复活。”

  作为剧团的艺术总监,洛尔迦招兵买马,亲自负责选目排演。他和演员们一起身穿蓝色工作服,唱着歌穿过大街小巷。在两年多的时间,“巴尔卡”几乎走遍西班牙,吸引了无数的平民百姓。他说:“对我来说,‘巴尔卡’是我全部工作,它吸引我,甚至比我的文学作品更让我激动。”在“巴尔卡”活跃的那几年,他很少写诗。这似乎并不重要,戏剧在某种程度上比诗歌更让他满足。“巴尔卡”无疑振兴了三十年代西班牙的戏剧舞台,实现了他毕生的梦想。

  一九三三年初,剧团来了个名叫拉潘(Rafael Rodriguez Rapun)的小伙子。他相貌英俊,身材健壮,具有一种古典的美。这个马德里大学学工程的学生,转而热爱文学,偶尔也写写诗。他成了洛尔迦的男朋友兼私人秘书。四年后,在洛尔迦逝世周年那一天,拉潘为保卫共和国战死在沙场。

  那年夏天,远在六千英里以外,一个阿根廷女演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演洛尔迦的戏《血腥婚礼》,她和她丈夫邀请洛尔迦到阿根廷访问。九月二十八日,洛尔迦从马德里出发到巴塞罗那乘船,两周后抵达阿根廷。他为重返美洲而激动。与上次不同,他写信对父母说,他来到的是“我们的美洲,西班牙语的美洲”。

  阿根廷之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的戏不断加演,好评如潮。他告诉父母:“我在这个巨大的城市像斗牛士一样出名。”他被记者包围被观众簇拥,常在大街上被认出来。

  洛尔迦和博尔赫斯只见了一面。见面时,他明显感到博尔赫斯不喜欢他,于是故意模仿博尔赫斯,庄重地谈到美国的“悲剧”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是谁?”博尔赫斯问。“米老鼠”,他回答。博尔赫斯愤然离去。以后他一直认为洛尔迦是个“次要诗人”,一个“对热情无能”的作家。

  而他和聂鲁达则一见如故。聂鲁达当时是智利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事。聂鲁达喜欢洛尔迦的丰富以及他对生活的健壮胃口。他们俩背景相似——都来自乡下,对劳动者有深厚的感情。他对聂鲁达的诗歌十分敬重,常打听他最近在写什么。当聂鲁达开始朗诵时,洛尔迦会堵住耳朵,摇头叫喊:“停!停下来!够了,别再多念了——你会影响我!”

  除演讲费外,票房收入源源不断。洛尔迦一生中第一次有钱,他开始寄钱回家,给母亲买狐狸皮大衣。母亲来信说:“没有别的穿戴皮毛的女人像我那样骄傲和满足,这是你用劳动成果买来的纪念品。”

  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夜,他去看望聂鲁达。他对在场的朋友说:“我在喧嚣的纽约待了几个月后,离开时我似乎挺高兴……现在虽说我急于见到亲人,我好像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这奇异的城市。”他哭了起来。聂鲁达打破沉默,转移话题。第二天,他登上开往西班牙的越洋轮船。一周前,他对记者说:“对我自己来说,我仍觉得像个孩子。童年的感情依然伴随着我。”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三周年。新的联合政府废除了不少共和派的法案,恢复宗教教育。很多西班牙人开始担心,这儿的天主教会会扮演希特勒兴起中的角色。

  那年夏天,聂鲁达作为外交官被派往西班牙,先住巴塞罗那,又搬到马德里。他家几乎夜夜笙歌,客人们横七竖八地过夜。洛尔迦和聂鲁达常在一起朗诵演讲。他俩互相赞美,不吝辞句;尤其是洛尔迦,有时简直是挥霍。这似乎是一个天才的特权——对他人才华无节制的激赏。在一次正式场合,他介绍说,聂鲁达是当今最伟大的拉丁美洲诗人之一,是“离死亡比哲学近,离痛苦比智力近,离血比墨水近”的作家。聂鲁达“缺少两样众多伪诗人赖以为生的因素:恨与嘲讽”。聂鲁达认为洛尔迦是“我们语言此刻的引导性精神”。

  洛尔迦打算八月十一日和剧团一起去北海岸的小镇桑坦德(Santander)演出一周。就在当天下午,他的好朋友梅亚斯在斗牛场上受重伤,先进本地医院,再转到马德里抢救。得知梅亚斯受伤的消息,洛尔迦立即取消原计划,留在马德里。由于伤势严重,医院不许任何外人看望,洛尔迦用电话把病情及时告诉朋友们。八月十三日上午,梅亚斯死了。

  他到桑坦德后,独自关上门哀悼梅亚斯。自从在塞维利亚相识,他们成为好朋友。梅亚斯老了,发福了,但他宁愿死在斗牛场,也不愿意死在自己床上。听说梅亚斯重返斗牛场,洛尔迦对朋友说:“他对我宣布了他自己的死亡。”在桑坦德,他和一个法国作家散步时说:“伊涅修之死也是我自己的死,一次死亡的学徒。我为我的安宁惊奇,也许是因为凭直觉我预感到这一切发生?”

  一九三四年十月底,洛尔迦开始写他一生最长的一首诗《伊涅修·桑切斯·梅亚斯的挽歌》。他起稿于格拉纳达和马德里两地之间,最后在聂鲁达的公寓完成。这首长诗是洛尔迦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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