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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餐厅面对波涛汹涌的太平洋。想当年流水宴席,也有曲终人散的时候。餐厅有个只供男士使用的小厕所,门上贴满各式各样的春宫照片,他的老朋友洛尔迦的照片也在其中,大概由于他是同性恋,“内举不避亲”。

  有一次记者问他,除了智利,是否想到出生在别的国家。聂鲁达断然回答:“那我就拒绝出生。”他流亡多年,却一直是智利人民的宠儿。据说他当年在黑岛想吃什么鱼,只要用手旗给海上的渔船发个信号就行了。

  他的书房很大,摆满各种稀有的海螺和贝壳,共计一万五千种,是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他的书桌特别。据说,他一直想找一张和大海相关的书桌。一天黄昏,潮水卷来一块沉船的木板,他高叫道:“这就是我的书桌!”书房中间有一水池。据讲解员说,他每天写作前后都要洗手。中国古人琴棋书画也讲究沐手焚香,那是种仪式,以示对创造的虔诚之心。

  伦敦大学的威尔逊教授写道:“我看到两个聂鲁达。一个是贫穷的、劳工阶级的聂鲁达,作为诗人的头三十年他是所有体制的叛逆者;另一个是浪漫主义者的聂鲁达,相信亲身经验。他在印尼、缅甸等远东国家待了五年,发展出一套十分个性化的写作风格。可是西班牙内战改变了一切。”一九四五年,聂鲁达加入智利共产党。在威尔逊教授看来,在南美洲,加入共产党就解决了所有的归属问题,也解决了感情问题。当苏联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后,很多左翼作家和知识分子都改变了立场,而聂鲁达却无动于衷,受到尖锐的批评。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认为,聂鲁达的斯大林主义僭越了政治与道德的准则。

  就形体而言,也有两个聂鲁达。他年轻时很瘦,随着出名变得越来越胖,甚至还出版了一本自己编写的食谱。前一个聂鲁达矜持自负,后一个随和幽默,第二个比第一个快活得多。

  聂鲁达一生风流韵事不断,结了三次婚。他四十五岁那年在墨西哥流亡,与智利歌手马蒂尔德重逢,瞒着比他大二十岁的阿根廷妻子,开始了长达六年的地下恋情。一九五二年,马蒂尔德陪伴他在意大利的小岛上流亡。意大利电影《邮差》(Il Postino)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故事。马蒂尔德陪伴他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

  黑岛故居后花园一侧是艘小船,旁边是圆木搭成的支架,挂着六个大大小小由于风吹雨淋变黑的铸钟。其中两组小钟平行对应,最大的居中,次大居上。这有如一曲沉默的交响乐,再大的风暴也无法把它们全都敲响。

  白色的碎石小路伸向临海的山坡,把我们带到聂鲁达与马蒂尔德合葬的墓地。一块不规则的黑色大理石墓碑刻着他俩的名字和生卒年月,花草掩映。坡下即巨浪,阵阵涛声永远陪伴他们。聂鲁达在《漫歌集》中写道:“同志们,请把我埋葬在黑岛面对着我熟识的海洋,每个狂暴的空间都有岩石和风浪,而这一切,我那遗失的双眼将永远不能再看见。”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十二天后,聂鲁达死于癌症,在圣地亚哥被军人们草草埋葬。皮诺切特垮台后,新政府举行国葬,根据遗愿,把他的遗骸迁到黑岛,埋在这里。

  诗歌、爱情与革命,是聂鲁达一生的三大主题。可以说,聂鲁达的诗首先源于爱情,然后是革命。而爱情与革命有相似之处,如火,热烈而转瞬即逝。革命往往与大众与权力有关,比爱情危险得多。爱情最多转变成婚姻,而革命则会转变成血腥的暴力或父权式专制。

  我们在聂鲁达故居的餐厅共进午餐,烤肉佐以智利红酒。诗人多有酗酒倾向,不停地招呼侍者上酒。哈罗德端着杯酒,摇摇晃晃,跟我絮叨个没完,连他的赞美都有侵略性。我好歹搀扶着把他哄上车。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黑岛,晴。聂鲁达起床,吃早餐,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并接待来访的朋友。他打开收音机听新闻,从枪炮声中传来阿连德总统断断续续的声音,那是他致智利人民最后的讲话。当他从外国电台获悉阿连德遇难的消息,对妻子说:“一切都完了。”玛蒂尔德安慰他:“也许没那么严重。”“不,非常严重,这是法西斯主义。”聂鲁达病情急剧恶化。他不顾医生劝告,一直守在收音机旁,并看了六次莫内达宫被攻占的电视画面。九月十九日,他被急救车送往圣地亚哥医院,一路上两次被勒令停车搜查。玛蒂尔德看见他泪流满面。

  一个智利诗人告诉我,一九七三年军事政变发生后,墨西哥总统派专机到智利来接聂鲁达,但他谢绝了,他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荷枪实弹的士兵在他家花园掘地三尺寻找武器。聂鲁达对他们说:“你们在此地能找到的唯一武器,就是文字。”

  §二

  在总统府莫内达宫前举行的诗歌爵士音乐会,拉开智利诗歌节的序幕。在电闪雷鸣的音乐间隙,诗人们轮流蹿上台念诗,如炮火中的蚊子。这多少反映了诗歌在今天的处境。被照亮的莫内达宫,在摇曳的喷水池中不断崩塌。暮色中,阿连德总统的雕像显得那么孤单。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凌晨六点二十分,阿连德被电话吵醒,得知海军在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哗变。他打电话向国防部长查问,很快得到证实。而国防部长在前往国防部的途中被捕。七点三十分,阿连德在助手和卫队的陪同下抵莫内达宫后,挨个给将军们打电话。“无人回答,看来他们全都卷入了。”他说。于是他通过电台向人民通报了政变的可能,要大家保持冷静。八点十五分,阿连德接到政变集团的第一个电话,提出让他乘飞机离开智利的建议。他回答说:“告诉凡·斯高文将军,智利总统决不坐飞机逃走。正如他知道一个士兵该做什么,我知道我将如何履行一个共和国总统的职责。”政变集团迅速控制了政府部门和广播电台。八点四十分,农业电台首次播放了政变声明。九点钟过后,尚未被军方控制的麦加伦省电台播放了阿连德的演说:“这肯定是我最后一次向你们讲话。麦加伦电台将会沉寂,你们再也听不到我的声音。这没关系,你们会听到的。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至少你们会记住,我忠实自己的祖国……我对智利的命运充满信心。人们总会超越叛国者强加给我们的这一悲苦的时刻……我相信我的牺牲不是徒劳的……它将给卑劣胆怯的叛国行径一个道德教训。”

  和政变集团通电话谈判的助手告诉阿连德说,敌人要在两分钟内开始进攻。阿连德取出卡斯特罗送给他的半自动步枪,戴上钢盔,准备投入战斗。那钢盔显得太大,斜架在他的眼镜上。他身穿西服和花格毛衣,在卫兵的簇拥下朝上张望。这是阿连德最后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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