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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帕斯

  §一

  四月十七日早上,我把车停在过夜停车场,再搭机场班车前往候机厅,总算赶上了班机。夜里没睡好,我一路昏沉沉的,像只被雷电震晕了的鸟。一下飞机就转了向,得亏有路标指引。汽车站,旅客动作缓慢,鱼一般游来游去。我登上辆面包车,开车的高个黑人跟大家打招呼,没人搭理。他见怪不怪,说:“欢迎来芝加哥。”正是高峰时间,一路堵车,堵得个个面目可憎。在旅馆柜台,我拿到钥匙和一个信封,跟提行李的印度人上升。我给过小费,关上门,打开信封:“……可惜艾略特不能来和你一起朗诵,今天凌晨帕斯去世了……”

  可以说,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是现代主义诗歌最后一个大师,他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帕斯,西班牙语意思是和平。而他生于一九一四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那年,人类从此就没和平过。一九三七年,他赴西班牙参加共和国保卫战,在马德里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上,结识了聂鲁达、阿尔贝蒂等作家。随后他卷入了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运动。

  他家里有很多有名的现代画家的画和各种艺术品,想必都是多年友谊与游历的见证,结果前两年毁于一场大火。帕斯从此一蹶不振。他从家里搬出来,住进旅馆和医院。最后墨西哥总统借给他一套官邸,并派军人们护理他,那跟软禁没多大区别。艾略特告诉我,帕斯变得沉默寡言,连老朋友的电话都不愿意接。美籍华裔女作家汤婷婷跟我讲述过她类似的经历。一场山火吞没了她的房子,包括未完成的手稿、信件、照片,什么也没留下。“我没有了过去。”她悲哀地说。

  我头一回听说帕斯是八十年代初,那时在圈子里流传着一本叶维廉编选的外国当代诗选《众树歌唱》,可让我们开了眼界。其中帕斯的《街》特别引人注目:

  又长又静的街
  我在黑暗中走着,跌倒
  又爬起来,向前摸索,脚
  踩着沉默的石头与枯叶
  我身后有人紧跟
  我慢,他也慢
  我跑,他也跑。我转身:没人……

  我后来重译过。原文中的nobody在《众树歌唱》中被译成“空无一人”,我改译成“没人”,这样更短促,更具突然性。这首诗是有点儿让人瘆得慌。那会儿大家见面开玩笑,“我转身:空无一人。”自己先起一身鸡皮疙瘩。

  八九年十月,美国笔会中心在纽约为中国作家举办了一场讨论会,由艾略特主持。艾略特住在纽约,是散文作家及帕斯的英译者。帕斯和夫人居然也坐在听众中间。那年头魔怔,除了叙旧没别的。散了会,一帮老朋友聚在门口,看来又得昏天黑地侃一夜。艾略特问要不要跟帕斯一起去吃晚饭。我和多多愣了一下,是帕斯还是叙旧?我们选择了帕斯。

  那天晚上在一起的,除了帕斯夫妇、艾略特、多多和我,还有在讨论会上担任翻译的文朵莲。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坐定。我连菜单都读不懂,请文朵莲帮忙。帕斯发福了,比照片上显得要老。他微笑着,带着老人的威严。我们谈到拉丁美洲的文学与政治,多多问起他和博尔赫斯的争论。不,没这回事,我们关系一直不错。也许你指的是和聂鲁达吧?我后来在一篇访问记中读到,帕斯认为聂鲁达的斯大林主义僭越了政治与道德的准则。

  九〇年十月,帕斯获诺贝尔文学奖。当天夜里,帕斯接受郑树森代表台湾《联合报》的电话采访时说,我已经躺下了,刚吃了安眠药。那是不眠之夜的开始。

  再见到帕斯是九一年十二月,在斯德哥尔摩一起开会。我还记得议题是“困难时期的严肃文学”。那是我的困难时期,几乎什么也听不懂,冒充严肃文学坐在那里。最后一天,布罗斯基作总结报告,报告后的讨论中,他的傲慢激怒了某些听众,帕斯也跟他呛了几句。帕斯的英文有限,时不时借助法文。让我记住的是他的姿态:像头老狮子昂起头。

  一天早上,我和女儿在旅馆餐厅吃早饭。帕斯从街上走过,看见我们便拐了进来。我给他要了杯咖啡。那天帕斯心情似乎特别好,恐怕和港湾的新鲜空气有关,也许再加上轻松感——媒体的注意力已转移到新的获奖者头上。

  他从提包掏出我刚出版的英文诗集《旧雪》,让我吃了一惊。他说他喜欢,飞机上一直在读,我们在美国同属一家出版社。他拿出他的一本书,签名送给我,是刚出版的论文集《另一种声音》。

  直到很多年后的今天,我才读到此书的中译本,被他的博学和雄辩震住了。他把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讲得很清楚,并纠正了欧美学术界对“现代主义”历史的严重歪曲。更重要的是,他在相当严谨的理论阐释中体现了“批评的激情”,这正是他另一本论述诗歌的书的书名。

  用瑞典文写诗的李笠来电话,约我晚上和几个年轻的瑞典诗人聚聚。下午在通往老城的石桥上,我碰到帕斯,问他愿不愿一起去,他满口答应。周围行人涌动,买东西的遛狗的下班回家的,均与诗无关。帕斯站在冬天稀薄的阳光下,披着黑呢大衣,像个退休的将军。傍晚,我打电话到帕斯住的旅馆,他改变了主意。“不行,我累了,”他声音干巴巴的,有气无力,“你知道,这类的聚会太多了……”我当然知道,他这一年所受的名声之累,是要折寿的。

  也巧了,我们下一站都是巴黎。

  一周后的晚上,尚德兰(Chantal)、高行健和我在巴黎一家旅馆的大厅等了一会儿,帕斯夫妇下来了。他夫人玛瑞朱丝(Marie-Jose)是法国人,比帕斯至少年轻二十岁。我提议去中国餐馆,帕斯有点儿不放心,叮嘱我说:“可别去乱七八糟的,要去就去家像样的。”终于在附近找到一家,还真不赖。我们吃火锅,喝黄酒,聊唐诗。帕斯翻译过李白、杜甫和王维的诗,他还跟艾略特合写了一本书《读王维的十九种方法》。我多喝了几杯,变得伤感,大背李煜的词,把帮忙翻译的尚德兰害苦了。在烛光下,帕斯宽容地笑了。

  临出门,他被一对法国夫妇认了出来:你是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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