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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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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商业机密,钟文几年后在香港跟我闲聊,谈到他的庞大计划,我听着都犯晕——除了诗歌的逻辑,还有金钱的逻辑,加在一起,他就像堂吉诃德那样冲向风车。再加上文牍的逻辑,他沿着字里行间跋涉,终于获得联合国的正式批准。自称为“历史性文件”,却需要全球绿色联盟计划的先决条件。想得美,他紧紧抓住一纸公文,喜极而悲。 二〇〇二年冬天,我陪母亲去上海和苏州小住。把我镇住了:钟文快成了上海滩的老大。他的坐骑是美洲豹(Jaguar),据说是上海头一辆,从英国直接运过来的。司机小张戴着白手套,毕恭毕敬,前仆后继。他派头可大了——无缝流线后背发型,皮鞋锃亮,意大利手工西服,加上淡淡的男用香水。他周旋于官商之间,茫茫然,目光不太容易对焦。 顺手,他把上海作协那栋小楼(巨鹿路六七五号)包租下来,先让文学靠边站。他还开了一家“三十年代大饭店”餐厅,高朋满座。我把外甥女介绍给他,担任英文翻译。当然了,我和母亲也蹭车沾光,由他的助手安排,包吃包住。坦率地说,在上海待了三天,我东闻闻西嗅嗅,估摸是那股男用香水味儿,在上海迷失了方向。 二〇〇六年秋,世界的舞台转换,我和钟文相聚在纽约。他刚见到通用公司的老板,前不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正式会谈,为了绿色能源和绿色美元而干杯,据说还登上了报纸。我们请了一个学中文的美国小伙子专程陪同,钟文在新大陆实地考察。 在纽约,落叶飘飞,就像日子那样任意挥霍。我们住在曼哈顿西中区的小公寓,他蜷缩在小沙发里,感叹人生,生意无常,到头来还是平头百姓,平起平坐。问了问《今天》的难处,他顺手写下一张支票,捐了两千欧元。后来他半开玩笑问我,是否背后骂娘。没这回事儿,我应道,钱多钱少,都得感谢金主们的支持。 我二〇〇七年八月从美国搬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次年夏,钟文到香港出差,在尖沙咀马可波罗酒店下榻。他身体虚弱,闭上眼说话,像生病的大鸟。据他说是一种怪病,译成“运动神经阻碍症”。我问他,倘若闭上眼谈判,和那些大老板们怎么周旋?他摊了摊手,苦笑,无可奈何。 每隔一阵他专程到香港,陪模特夫人和两个孩子住同一家酒店,紧挨着“购物天堂”的海港城。我们俩先在餐厅聊天,接着家人搂着大包小包,我们一起吃顿晚饭。钟文闭着眼,他夫人目不转睛,停在某处,和橱窗的模特差不多。 一想到从“八国联军”联合国全球绿色联盟到环保利用焦炉煤气零污染燃气轮机、绿色美元,直至不夜城高档橱窗、英意晚餐菜单、侍者表情、模特脸色,我就烦透了,永远是那一套,再也不想去那鬼地方了。但为了友谊干杯,怎么办?我提出唯一的条件是,钟文本人到我家吃顿便饭。他终于来了,喝红酒加上家常便饭,他突然睁开眼睛,谈天说地,聊到深更半夜。 二〇一二年春,我在香港中风,终于得到大陆的签证,赶到上海,在一家针灸诊所治疗。当天晚上,虽有严格医嘱,还是忍不住给钟文通了电话。他惊呼小叫,非得赶到酒店过来看我,哪怕只待一个钟头。 我们在大堂咖啡厅小聚。钟文是半个盲人,我是半个哑巴,同病相怜,但还挺乐呵——在真实的处境中,这才是坚不可破的友谊。 这是人生的转折之年。他从巅峰滑到低谷,公司倒闭,跟老婆离了婚,把别墅也卖掉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好歹捡了条命,终于回到书斋中。 那年,几乎每个月我都去上海治疗。钟文是美食家,听说我要过来,总是由他安排当晚请客,派司机接送。凶猛的美洲豹换成老掉牙的面包车,司机小张也变成老张了。一旦公司倒闭,钟文反倒眼睛亮了,就像打开窗户。 摘下商人的面具,他是个乐观又充满好奇的人,对上海几乎所有的细节无所不知。想当年,他是里弄的穷孩子,在恶劣的环境中,必有多么潜在的能量和原动力。 钟文每次请客,往往更换不同的老餐厅,好像为上海感到自豪。他目光时而温柔时而狡黠,就像老顽童。每次抢单,但他手上拮据,而我心里清楚,在乎的是他内心的骄傲。与此同时,他反复查看账单,估计多年被人坑蒙拐骗。 自二〇一二年起,钟文沉溺在书斋中,通读那些大部头的艰深原著,尤其是现当代哲学,写下上百万字的笔记。从商人转换成诗歌评论家,他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引起诗人和诗歌读者的注目。他从小热爱文学,算得上童子功,加上过目不忘,浸染其中,这五年下了功夫,厚积薄发,最终留下正果。 我相信能量守恒定律,生命也是如此,钟文的身体每况愈下。三年前他身上奇痒,住了两个多月医院,被抗生素灌饱了,看起来止痒了,但最终引起肾癌,相当于一连串连锁反应。幸好人只有一颗心,却天生存有两个肾,等于备胎,另一个肾被切除了,他好歹活了下来。手术很成功,我专程前往祝贺,备好家宴,他打开一瓶法国红酒,为生命干杯。 看来各有各的人性的弱点。钟文坚信西医比生命更重要,特别是三甲医院高师名徒加上美国药。患了肾癌,他用尽最贵的美国药,病况有所好转,但无形的病毒潜伏下来。 记得三年前,我和毅伟到他居住的“罗马花园”单元小聚。我坦率地说:“你是个文人,但当不了商人。”他就像犯错的孩子,搓搓手,点了点头。就在前天晚上,我们在一家粤菜馆吃晚饭。毅伟问钟文,你最近怎么突然消失了?钟文交代,他和两个法国华人合伙,一起到柬埔寨倒卖房子,为了挣快钱,结果被黑帮绑架,抢劫一空。他绘声绘色,包括可信的细节,我们全都信了。后来才知道,钟文在山西厂方欠巨债,被拘一个月,因年老病衰放了他一马。转眼连面包车也卖掉了,司机老张也失业了。 时光流转。钟文差点儿忘了,他是上海真如庙住持方丈妙灵法师的佛门弟子。据说他当年捐了七十万,翻建了这座小庙。讲起他的经历与磨难,妙灵法师没说什么,只写了四个字:无得正观。 钟文写下的《那趟从不停靠的列车》的经商自传,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五年),我终于找到了这本书。他在结尾处写道:“读经以后使我很为开悟。俗世的得失观,过分强调了金钱的作用,于是人就产生了很多错觉和不良习惯。世上常常是贪心所起的假象,对钱的贪心越大,假象就越大,贪心越大,执着就越厉害,如此的恶性循环,会让人大吃苦头。” 彼岸与此刻,终有一别。在上海武警总医院的病房,透过窗户,阳光迷蒙蒙的。面对病榻上的钟文,我握着他的手,留下唯一的承诺。死亡就像定格,转瞬间,光的河流涌进窗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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