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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库尔马罕的儿媳妇是我们这一带最最出众的两三个漂亮女人之一,她有着猫一样紧凑明艳的容颜,目光像猫一般抓人。举止也像只猫,敏捷优雅,无声无息。常年粗重的劳动和寒酸的衣着似乎一点也没有磨损到她的青春的灵气,反倒滋生出一股子说不出的鲜鲜的野气。虽然她修长匀称的手指总是那么粗糙,布满了伤痕;而脚上趿的那双还没来得及换下来的、劳动时才穿的破球鞋破得脚趾头都顶出来了两个,鞋后跟也快要磨穿了。

  库尔马罕的儿子也是一个俊美的年轻人,但每当和妻子站到一起,就会很奇怪地逊色一大截子。

  我们实在没法拒绝这三只鸡和她那因年轻而放肆的要求。但是我们要鸡干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了。

  “家里鸡少了公公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

  “家里鸡很多吗?”

  “多得很。”

  “五十只?一百只?”

  “七只。”

  “啊——”太不可思议了,“七只鸡少了三只,你公公还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

  当地男人不过问家务,已经严重到了这种地步。

  *

  来这里做衣服裙子的女人们,一个比一个可爱,可爱得简直都不忍心收她们钱了。哪怕是五六十岁的老妇人,撒起娇来,也跟小姑娘一样动人。她会像念诗一样哀叹自己的青春,满脸难过,眼睛却狡猾地笑。

  年龄小的就更难对付了,干脆紧紧搂着我妈的脖子,拼命亲她,让她气都透不过来,再口口声声地喊她“妈妈”、“亲爱的妈妈”。

  到了后来,我们的价格降到了和小上海家的一个档次,实在是没办法……

  价格一降,我们生意就更好了,也更忙了。到了冬天,经常是深夜过去天快亮了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休息。整个喀吾图小镇上,我们家窗子的灯光总是亮到最后。

  *

  那些深夜里路过喀吾图的人们,摸进小镇,循着灯光敲开我们的门,要买一包烟或者想找点吃的。而冬天的村庄里总会有一些通宵达旦的聚会,大家弹琴、唱歌、跳舞,一瓶一瓶地喝酒,再互相扶持着,歪歪斜斜满村子找酒喝。找到我家店里,不听我们的任何解释,非得要酒不可。

  可是我们不是商店啊。于是有一次我妈进城时,批发回来一些烟酒罐头,用绳子系了,招牌一样明明白白地挂在窗户上。于是,后来那些漫长的夜里,来敲窗户的人渐渐更多了。这便是我家后来的杂货店的前身,也是我们对做裁缝的最初的放弃。

  裁缝的活不算劳累,就是太麻烦。做成一件衣服,从最开始的量体、排料、剪裁、锁边,到后来的配零料、烫粘合衬、合缝(至于其中那些上领、掏兜、收省、上拉链等细节更是没完没了),虽说谈不上千头万绪,也够折腾人的了。

  做成后,还有更麻烦的手工,上衣得开扣眼、钉扣子、缝垫肩,裤子则要缲裤脚边。做完手工后,还得把它整熨、定形(其中烧烙铁是最令人痛恨的事情)。这些结束以后还不能算完,衣服一般在成形后才看得出毛病来,于是还得把它套在塑料模特身上,看看肩和袖结合得平不平,胸侧有没有垮下来的褶子,前后片齐不齐,下摆起不起翘、扭不扭边什么的,还得特别注意领子是不是自然服帖的。直到一点毛病都没有了,再细心地清除线头。另外浅色的衣服做好后还得给人家洗一洗,缝纫机经常加油,难免会染脏一点。而且烙铁也没有电熨斗那么干净,一不小心,黑黑的煤灰就从气孔漾出来了,沾得到处都是。还有,在裁剪之前,遇到特别薄、特别柔软抖滑的布料,还得先用和了面粉的水浆一下,晾干变得挺括之后再排料、裁剪。

  就这样,从一块布到一件衣服,耗的不是人的气力而是精力。就那样一针一线地耗,一分一秒地耗。从早晨到深夜,从月初到月底,从今年到明年……看上去,这种活计好像轻轻巧巧的,其实最熬人了。忙的时候,如牧业转场经过或者古尔邦节那几天,通宵达旦地干活是经常的事情。深夜的村庄沉静、寒冷,有时候有风,有时候没风;炉子里煤火黯然,似乎里面覆的全是厚而冰冷的煤灰,炉板上烤着的馍馍片在很长时间以前就焦黄了,后来又渐渐凉了,硬了。人静静地坐在缝纫机前,一点一点摆弄着一堆布,一针一针地缝,又一针一针地拆。时间无影无形,身心沉寂……用牙齿轻轻咬断最后一根线头,天亮了。

  一边干活一边轻轻地交谈。更多的时候,似乎所有的往事都已经说完,再也没有话题了。疲惫也早已挨过了可以忍受的限度。那时,一件件衣服只剩下套过公式后的死尺寸及规整的针脚……

  我妈后来又收了两个汉族徒弟,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丫头。店里没地方住了,我们三个学徒就借住在喀吾图乡边防站仓库的旧房子里。里面堆着半屋子煤和几十麻袋麦子。房间正中的柱子上和檩条上,到处都藏着鸟,一有动静就到处乱扑腾,搞得乌烟瘴气。

  冬天,古尔邦节前后那段日子里,我们每天总是很晚很晚才干完活回家,顶着寒流走在必经的一截上坡路上。虽然离家不过三四百米,却说不出地艰难。我们三个手牵着手,转过身子背着风倒退着走,零下三十度、零下三十五度、零下三十八度。耳朵疼、鼻子疼、后脑勺疼、眼珠子疼……整个身体里,只有口腔里和心窝那一团有点热气似的……终于挨到家门口,三个人的三双手凑到一起,小心合拢了,擦燃火柴,慢慢地烘烤门上那把被冻得结结实实(我不明白为什么天气一冷,锁就不灵光了)的铁挂锁的锁孔,得烤好一会儿才能转动钥匙打开门。进去后,第一件事是生炉子,烧点热水随便洗把脸,就飞快地上床睡觉……那样的夜里,窗台上的一摞碗冻得硬硬的,掰也掰不开;灶台上的洗洁精也冻上了,醋冻上了,湿抹布冻在锅盖上,抠也抠不掉;没有缝儿,墙角却飕飕蹿着冷气,室内的墙根下蒙着厚厚的白色冰霜……我们在这个大冰箱里睡着了,每个人的嘴边一大团白气,身上压着数十斤布堆(那个东西已经不能算是“被子”了吧?),再也没有寒冷了。

  是呀,从我们当裁缝的第一天起,就发誓一旦有别的出路,就死也不会再干这个了。但到了今天,仍不是最后一天。我们在做裁缝,假如有一天不做裁缝的话,我们还是得想别的办法赚钱过日子,过同样辛苦的生活。都一样的——可能干什么都一样的吧?

  *

  是这样的,帕孜依拉到我们家来做衬衣,我们给她弄得漂漂亮亮的,她穿上以后高兴得要死,在镜子面前转来转去地看。但是我立刻发现袖子那里有一点不平,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我要给她完美,我要让她更高兴。于是就殷勤地劝她脱下衣服,烧好烙铁,“滋——”地一家伙下去……烫糊一大片……

  帕孜依拉脸一下子苦了。我妈的尺子就开始往我后脑勺上敲了。帕孜依拉痛苦地离开了,背影似乎都在哀叹:我的新衣服!我新新的新衣服啊!

  怎么办呢?我和我妈商量了半天,最后把那一截子烧糊的地方裁掉,用同样的布接了一截子,特意将袖口做大一些,呈小喇叭的样式敞开,还精心地钉上了漂亮的扣子。最后又商量着给它取了个名字:“马蹄袖”。帕孜依拉来了一看,还真有点像马蹄,而且还是别人没有穿过的款式呢!我们又对她吹牛说,城里都没有这种样式的。她便更得意了。这才顺顺利利交了货。

  但是后来……几乎全村的年轻女人都把自己的衬衣袖子裁掉一截,跑来要求我们给她们加工那种“漂亮的马蹄袖”。

  我想说的是:假如我们尝试改变,说不定会过得更好一些,但也说不定更差一些。但是,无论干什么都不会比此时此刻更为确定、更有把握一些了。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那些还有其他梦想的岁月已经成为过去了?想想看,我们生命中那些最欢乐最年轻的时光都用在了学习这门手艺、使用这门手艺上,我们肯定不仅仅只是依赖它生活吧?……我们剪啊,裁啊,缝啊,觉得这是一件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情——突然又会为这样的想法悚然吃惊。是的,干裁缝真的很辛苦,但那么多难忘的事情,一针一线的,不是说拆就能拆得掉。而且,我想说的远非如此……说不出来。但是,当我再一次把一股线平稳准确地穿进一个针孔,总会在一刹那想通很多事情。但还是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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