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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四年(1067)正月


  春正月庚戌朔,群臣上尊号册于大庆殿,太尉奉册授閤门使转授内常侍,由垂拱殿以进。

  是日,大风霾。

  契丹贺正使在馆,故事,赐宴紫宸殿,时上不豫,命宰臣就馆宴之,使者以非故事,不即席。曾公亮责以:“赐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人主不便,必待亲临,非体国也。”使者乃即席。

  丁巳,帝崩于福宁殿。神宗即位,时年二十。百官入福宁殿,发哀,听遗制,见上于东楹,皆如嘉祐之仪。惟入垂拱殿后门乃哭,为异。

  戊午,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案宋史作:“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百官进官一等,优赏诸军,悉如嘉祐故事。惟百官拜赦不舞蹈,舞蹈者,嘉祐之失也。

  己未,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以宰臣韩琦为山陵使。

  御史刘庠言:“礼,居丧不饮酒食肉。仁宗之丧,百官及诸军朝晡皆给酒肉,京师羊为之竭。请给百官素食。”礼官以为然,执政不从。此据刘庠墓铭及司马光日记。

  庚申,群臣拜表请听政。不允。表三上,乃从之。

  枢密院召礼官问遗契丹母书当何称,欲自称重侄,称彼为太母。判太常寺李柬之、同判太常寺宋敏求等以为当称侄孙、叔祖母。从之。

  三司使韩绛、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奏疏曰:“天下不幸,大行皇帝奄弃。仁宗升遐,及今未满四年,大祸仍臻,内外公私,财费不赡,再颁优赏,府藏虚散。深惟方今至要,莫先财用。财用者,生民之命,为国之本,散之甚易,聚之实难。财用不足,生民无以为命,国非其国也。祖宗平天下,收敛其金帛,纳之内帑诸库,其所以遗后世之业厚矣。自康定、庆历以来,发诸宿藏以助兴发,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窃见赦书,其诸军将校赏给已行支散外,至于文武百官,既迁官加职,其诸赐赉,若更循嘉祐近例,窃虑国家财力不堪供给。伏乞检会真宗上仙及仁宗即位旧事施行,此乃先朝体例,非自今日裁损。所有山陵制度,遗诏戒从省约。窃闻永昭陵修奉之时,有司不能恭遵先志,张皇劳扰,费损不赀,供索烦多,半成弃物。乞下三司及经由州县,凡系科率所及路分,当职官吏各据的确数目,明立期会,务在爱惜官私物力,今日月犹赊,足以办集。至于诸色用度非所急者,不以小啬为无益而弗为,不以小费为无伤而不节,深虑经远之计,以底烝民之生。方今之切务,莫先于此矣。臣等被遇先庙,叨处近列,身同国之休戚,目睹民之利病,不敢循默,少裨涓尘。”

  太子右庶子韩维言:“臣窃闻故事,大行皇帝当有遗留物公赐臣下。臣伏思承平日久,用度无节,以致公私财利匮乏。又国家不幸,四年之内,两遭大故,营造山陵,又支士卒优赏,所费不可胜计。今之府库,比于仁宗晚年,又益朘削,若用嘉祐之例,厚行赐赉,臣恐为损不少。陛下若以为奉承先帝之志,加惠群臣,不可罢之,则望阅诸府库,取服用玩好物以充用,才足将意便可,不须过为丰侈,所有金帛诸物可以赡兵恤民者,愿赐爱惜,以救当世之急弊。”又言:“陛下于此时即位,正当躬行节俭,帅先天下,以强国阜民为意。若以臣言为然,则请从此一事为始。况遗留之赐,自台谏官以上方始有之,此等皆是朝廷近臣,义当体国,虽至薄约,万无不足之理。若事关众多为陛下怨者,臣必不敢妄言。”

  诏遗赐令内侍省取旨裁减,山陵制度令三司奉行遗制。初议山陵,上以手诏赐执政于资善堂曰:“国家多难,四年之中,连遭大丧,公私困竭。宜令王陶减节冗费。”且谓执政曰:“仁宗之丧,先帝远嫌,不敢裁减,今则无嫌也。”

  癸亥,内出遗留物赐宗室近臣有差。上谓执政曰:“仁宗御天下四十余年,宫中富饶,故遗留特厚。先帝御天下才四年,固不可比仁宗,然亦不可无也。”故所赐皆减嘉祐三分之一。

  丙寅,始御迎阳门幄殿听政,见百官。三司乞内藏钱三十万缗助山陵支费。从之。初,真宗即位,听政于便殿,宰臣等加恩,宣制于崇政殿门外。及仁宗、英宗,听政、宣制于文德殿庭。至是复用至道故事。

  山陵使言:“嘉祐八年山陵所役卒四万六千四百余人,今止乞差三万五千人,诸路转运司和雇石匠四千人。”从之。

  癸酉,群臣拜表请御正殿,不许,表三上,乃许之。上初欲遣王陶往河南府,赐手诏曰:“朕深惟山陵所费浩大,方今府库空竭,民力凋敝,正当扶危拯溺之际,而国家四岁两遭巨祸,志虽切于简省,又虑有司不能遵奉从约之旨,今遣卿往河南府计置,凡事须节省,有切时先务者,亦宜奏闻。”又赐诏曰:“朕前欲遣卿往河南府计置节省山陵浮费,庶遵遗旨。反复思之,山陵所用皆总于三司、少府监,欲令与卿同议节减,已谕辅臣降敕。而朕又以卿在东宫,推诚辅朕,方即政之初,正赖卿与朕戮力图治,故不遽遣也。”

  戊寅,以王陶为群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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