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袁桷传(2)

袁桷传(2)

　　后土即社议

　　《周官》无祭地之文，先儒言之详矣。而其言近于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郑氏之释地示，则曰：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夫以北郊为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与稷而言，合社与稷，是为三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郑无明释。或谓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为大，则地示之大者，将何以祀之？曰土示，郑谓原隰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日后土，郑氏则直谓：后土，黎所食者，后土官名，死为社而祭之。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答田琼则曰：此后土，不得为社者，圣人制礼，岂得以世人之言著太典，明后土土神不得为社。至于太祝建邦国告后土，郑复曰：后土神神，独此说违戾特甚，启历代之讹谬，产自此始。按《尚书》曰：“告于皇天后土。”孔注曰：“社也。《泰誓》之宜于冢土，亦社也。《召诰》之社于新邑者，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后土与社，皆地之称，今悉疏经文之可证者而言之。《泰誓》曰：郊社不修，礼日祭地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义。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若然，则社即后土，后土即社。郑氏之释《大宗伯》，既以黎所食者为是，而复有所疑而不决，于是答田琼之问，以后土不得为社。四者之说，更相背戾。而方丘、北郊复为二说，终莫能定。至胡宏氏始定郊、社之义，以为祭地于社，犹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后用太牢于社。记曰：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而《周礼》以橦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别无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云门以祀天神，两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别无祭社之说，则以郊对社可知。后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说足以破千古之惑，故新安朱氏《中庸》郊社，亦以社为祭地，取夫胡氏，而独以其废北郊之说为未然。愚按北郊不见于经，独见于郑氏。郑氏之北郊，非至日方丘之祭。攻郑氏神州之说者多，而不能辨郑氏北郊之不经。攻合祭之说者力，而不考以地为郊之失，亦始于王氏。郊以祀天，社以祀地。胃郊为祀地，吾知其不出于六经也。《春秋》书鲁之郊止天郊天，不闻其郊地也。用牲币于社，间于两社，皆天子之制也。谓鲁为僭郊社，则可；以鲁郊为祀地，则不可。云汉之诗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宫，宫社宫也。告天地之礼，郊、宫为二，则诗之郊，亦非祀地也。朱氏亦曰；“《周官》止言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者为是。其言《周官》礼大神、祭大示，皆无明文，是深有疑于《周官》之非全书也。或谓社不足以尽地，此盖因诸侯大夫皆得祖社，遂因此以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则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国，先告后土。”谓之后土者，建国之始称。若武城之告于后土者是也。左祖、右社，亲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于告后土之后也。先儒谓尊无二上，故事，天明独行于天子，而无二事地察，故下达于庶人，而且有公私焉。胡宏氏曰：“诸侯之不敢祭天，犹支庶之不敢断祖也；诸侯之得祭地，犹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说为是。且社有等差，至于州党族闾，愈降愈少。独天子之社，为群姓而立。王社之说，孔疏谓，书传无文，其说莫考。陈祥道释社、后土之辨，终泥于郑氏。至谓建邦国先后土为非社，曾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谓这后土，其可乎？

　　祭天无间岁议

　　古者，天必岁祭。三岁而郊，非古制也。然则曷为三岁而郊也？三岁之礼，始于汉武。其祀天也，不于泰坛而于甘泉坛。有八觚席，有六采文章采镂之饰，玉女乐石之异，鸾略马莘驹之靡，瑄玉宝鼎之华，其礼也侈，其用民也劳，如之何其勿三年也？至于后世，不原其本，而议其末。三年之祭，犹不能举其能力行者。若唐之太宗，享国长久，亦不过三、四。宋仁宗以后，始克遵三年之制。夫三年一祭，已不得为古，则一、二举者，尤非礼也。苏氏曰：“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大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赐赍，非周礼也。”先儒又曰：古之郊礼，以事天也，以报本反始，以教民尊上也。天子前期斋戒，命冢宰誓百官而莅事焉，事之莫尊者也。近世则变矣。三年而一郊，其所事者，则军旅亿丑之赏赍耳。事军旅亿丑之赏赍，则诚不专于享帝，制不一于报本。夫郊，以报一岁生物之功也。夫岂三岁一生物，而三岁一报耶？古者，大路素而越席，大圭不琢，大裘不饰，牲用茧栗，器用陶匏，谓德产精微，物所以称，故其文至简，而其诚至懿。近世盛銮辂冕服，珠玉金缯之饰，唯惧不华，内阙观宫一夕之具，唯恐不工。其文至繁，而其费至广，岂所以降格天神之意邪！如是，则郊天之礼，自汉而下皆非古制。礼乐百年而后兴，诚能如三代之礼，其茧栗、陶匏，费不为甚广，罢坛陛从祀之位，止以始祖为配，则千百年之废礼附典，由是而举，岂不甚盛！其或不与祭，则如《大宗伯》所谓：“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郑氏之释量人亦曰：“冢宰位佐王，祭亦容摄祭。”庶几破千古之陋，上以合于天道，而下足以解诸儒之疑议云。

　　燔柴泰坛议

　　《仪礼·觐礼》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瘗祭法》亦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尔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薶。”《祭法》、《尔雅》虽各自为书，而其说与《仪礼》合者，独燔柴无异。《周官》曰：“以橦祀祀昊天上帝，实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橦师、雨题。”夫《周官》之柴归于日月星辰，而以橦祀为祀天，是不与《仪礼》合也。《礼器》曰：“至敬不坛，扫地而祭。”不坛，非燔柴也；扫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礼仪》《周官》、《礼器》三书而言之，实有不同。自郑氏必欲合三礼之说为一，而后人附会者曲为之迁就。崔灵恩则谓：先燔柴及牲玉于丘讫，次乃扫地而祭。祭天之法，皆于地上，以下为贵，故不祭于人功之坛。陆佃则曰：“祭天之礼，升橦于泰坛，奏乐于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然后扫地而祭。乐者阳也，其声无形，故奏于自然之圜丘。烟者，阳中之阴，其气有象，故燔于使然之泰坛。至于橦祀实柴，有异于《仪礼》。郑氏则云：橦，烟也。三祀皆积柴实牲体于日月，言实柴于祀天，言橦三祀互相备矣。其释《觐礼》则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为祭日，则祭地瘗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灵之也。敢各疏其穿凿，以从古礼经之正。《周官》之不与《仪礼》、《易》、《诗》、《书》、《春秋》合者，不止于祀天地，今止因三礼之异同，诸儒之附会而言其非是。夫《周官》之圜丘，乃奏乐之所，非坛也。自汉而下，皆祀于圜丘，已失《周官》之意。崔氏谓圜丘即坛，为人功之坛。按释园丘者为自然之丘，非人功之坛，崔说与释园丘者异矣。使果从坛下扫地而祭，则燔柴于人功之坛，不可谓质，而独扫地之祭，得谓之质矣。若然，则《仪礼》之燔柴为末，而扫地之祭为本。历考梁、陈以来，不闻有祭于圜丘之下者。是崔氏之说，不得以行也。陆氏谓自然者为丘，使然者为泰坛，是祀天守有二。愚尝谓：合于《周官》，则泰坛之制未尝有合于《仪礼》，则燔柴之制无圜丘。历代之失祀于园丘，非是。陆氏独不能证其误，是为二坛者，亦非也。郑氏谓：烟，橦也。《诗》生民之橦祀，《书》之‘橦于六宗，橦于文武。”释者谓：橦，敬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谓也。使从郑说，以橦为烟，则六宗之祀不得与上帝并，而祀文武于宗庙，又难与燔柴之祭同也。郑氏之释燔柴，以祭天为日，祭地为祭月，其说尤妄。是殆尊《周官》之书，其不可合者，遂臆说以非古礼。如夏正郊天迎长日之至圜丘，南郊二天帝之说，类皆若是。古《礼经》独觐礼为天子礼，舍燔柴为祭天。则此书又如王安石之罢黜不能，以用于世。戴记之合于经传者，先儒类皆取之。若《王制》、《礼器》、《儒行》、《明常位》等篇，固有疑之者矣。独燔柴泰坛为祭天，与古礼合，特取其说。郑泰坛虽不见于《仪礼》，然从古传袭，未尝不以坛壝为正。觐礼之坛十有二寻，周公之三坛，同墠司仪之为坛，三成去祧为坛。下至周未，齐候为柯之盟，有坛先君适四国，未尝不为坛。况祀天钦崇之实，其可废坛壝哉！

　　郊不当立从祀议

　　郊有从祀，西汉未之见也。礼之失，始于建武。建武采元始之制而为之。元始，王莽之政也。王莽之失，在分牢，在同祭，不闻其从祀也。社佑尊时王之礼，而深知其非，谓：从祀之坐，近古皆有，梁、陈及于国朝，始相尚袭。夫谓之近古者，非古明矣。开元之礼，成于徐坚之徒，而开宝所作，祖于开元。大较从祀损益，咸取于建武。今因开元所定而论著其非是。其第一坛曰五帝，曰大明夜明。以《周官》言之，五帝之祀在四郊，大明夜明以实柴，而朝日夕月之制，复见于经传，此不得混而一之之证也。坛之第二与第三，皆以星经为之制。杜佑谓：天有万一千五百二十星，地亦如之。考其所祭，知其坛壝之不足以容也。遂为外官、内官以别，而节其数。开宝以后，又复增王狱、四渎、讽师、雨师之类，而并祭之。其坛愈广，其牲牢愈繁，而其礼愈失。考于《周官》，则《大宗伯》之实柴槱燎，此又不得混而为一之证也。今考于《虞书》，其类上帝之后，则行六宗、山川群神之祀，不闻其合祭也。汤之元牲，武成之柴望，皆若此矣。《召诰》用牲于郊牛二者，后稷配天之始也，若鲁之三望，虽为非礼，亦皆无总祀之理。自汉而下，牲犊、尊罍之数不胜其烦之费，竭九州之贡赋，不足以供。由是，虽三年之祭亦不能举。坛壝繁杂，宫县四立，有司临事，登降逼泰，惧不能以周旋，跛倚颠仆，无所不至。昔之儒，先能议合祭天地之非，而不能正合祭群祀之失；能以亲郊为是，而不能以三年一郊为非；能知牛羊供之这费广，而不能尽角茧栗之诚悫。甚者配帝之争不决，遂有二配帝于坛上。依违莫从，一至于是。今若悉如三代典礼，不伤财，不害民，一岁一郊，则何惮其不可行也！

　　明堂与郊天礼仪异制议

　　晋挚虞议曰：“郊丘之祀，扫地而祭，牲用茧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远祖明堂之祭备物以祭，三牲并陈，笾豆成列，礼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新安朱氏；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而以神示祭，故谓之帝。晋傅元亦云：于郊尚质，于明堂尚文。若然，则仪文悉皆有异矣。郊以牲，明堂以牛羊，诗曰：“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此牲之异者也。燔柴以报阳也，犹宗庙之裸鬯也。明堂与守庙近，则燔柴乎。何有？席用藁鞂，器用陶匏，象天之质也。玉爵代匏尊罍簋俎之属，一以宗庙。此元丰议礼这得也。郊之祭，用气也。进孰之失，始于唐。自唐以降，未之有改也。记曰：郊血大飨，腥三献焰。一献孰。解者曰：郊祭天也，大飨袷祭也，三献社稷五祀也，一献群小祀也。郊不以血，而以孰荐，礼之亵而失之甚者也。在则明堂之祭，其不进孰与？曰圣人亨，以享上帝。上帝，明堂之称也。用于明堂，而不用于郊，其义有矣。特牲少牢之始于荐孰，大夫之礼也。用大夫之礼于郊不可也，用于明堂，近宗庙也。配群祀于郊非礼矣。明堂，国中也，邑外曰郊，引而近之，其渎莫大焉。尊罍尚质也，彝以盛郁鬯，郊得以用之也。记曰：黄目郁气之上尊，彝得谓之尊也。定尊罍于天地，六彝于宗庙，郑氏之说也。开元遵而不用于郊，犹日以质不以文。明堂，宗庙之近，而文物之极也。其不用也，则野矣。凡此，皆礼仪文质之异，不可以不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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