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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君臣论治(2)


  二年春正月,上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鱹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合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谓黄门侍郎王圭曰:“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许赈给,而令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炀帝恃其富饶,侈心无厌,卒亡天下。但使仓庾之积足以备凶年,其馀何用哉。”

  二月,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

  上谓房玄龄等曰:“为政莫若至公。昔诸葛亮窜廖立、李严于南夷,亮卒而立、严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颎为隋相,公平识治体,隋之兴亡,系颎之存没。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贤相也。”

  夏四月,太常少卿祖孝孙以为“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物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臣光曰:臣闻垂能目制方圆,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规矩而已矣。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礼乐而已矣。礼者圣人之所履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百世传之,于是乎作礼乐焉。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执五帝、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违世已久,后之人见其礼知其所履,闻其乐知其所乐,炳然若犹存于世焉,此非礼乐之功邪。

  夫礼乐有本有末,中和者本也,容声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守礼乐之本,未尝须臾去于心,行礼乐之文,未尝须臾远于身。兴于闺门,着于朝廷,被于乡遂比邻,达于诸侯,流于四海,自祭祀军旅至于饮食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中。如此数十百年,然后治化周浃,凤凰来仪也。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移风易俗,诚亦难矣。是以汉武帝置协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诏。王莽建羲和,考律吕,非不精也,而不能救渐台之祸。晋武帝制笛尺,调金石,非不祥也,不能弭平阳之灾。梁武帝立四器,调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台城之辱。然则虽《韶》、《夏》、《濩》、《武》之音具存于世,苟其馀不足以称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犹执垂之规矩而无工与材,坐而待器之成,终不可得也。况齐、陈淫昏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庭,乌能变一世之哀乐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何发言之易,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

  夫礼非威仪之谓也,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乐非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譬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于何在哉。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奈何以齐、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谓乐无益于治乱,何异睹拳石而轻泰山乎。必若所言,则是五帝、三王之乐皆妄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惜哉。

  六月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上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曰:“臣职在记言,陛下之言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上悦,赐绢二百段。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秋七月,上谓侍臣曰:“古语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

  九月,上曰:“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丁未,诏“自今大瑞听表闻,自外诸瑞申所司而已。”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槐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上问王圭曰:“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冬十二月壬午,以黄门侍郎王圭为守侍中。上尝闲居,与圭语,有美人侍侧,上指示圭曰:“此庐江王瑗之姬也。瑗杀其夫而纳之。”圭避席曰:“陛下以庐江纳之为是邪,非邪。”上曰:“杀人而取其妻,何问是非。”对曰:“昔齐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弃其所言之人,管仲以为无异于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为圣心是之也。”上悦,即出之,还其亲族。

  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人音乐,不称旨,上责之。温彦博、王圭谏曰:“孝孙雅士,今乃使之教宫人,又从而谴之,臣窃以为不可。”上怒曰:“朕置卿等于腹心,当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为孝孙游说邪。”彦博拜谢。圭不拜,曰:“陛下责臣以忠直,今臣所言岂私曲邪。此乃陛下负臣,非臣负陛下。”上默然而罢。明日,上谓房玄龄曰:“自古帝王纳谏诚难。朕昨责温彦博、王圭,至今悔之。公等勿为此不尽言也。”

  上曰:“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以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

  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谋反不能独为,必与人共之,何患不发,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斩之。”

  三年春二月戊寅,以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以尚书右丞魏徵守秘书监,参预朝政。

  三月丁巳,上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玄龄明达吏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者推房、杜焉。玄龄虽蒙宠待,或以事被谴,辄累日诣朝堂,稽颡请罪,恐惧若无所容。

  玄龄监修国史,上语之曰:“比见《汉书》载《子虚》、《上林赋》,浮华无用。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

  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义宫,更名大安宫。甲午,上始御太极殿,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谢。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冬十二月乙酉,上问给事中孔颖达曰:“《论语》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颖达具释其义以对,且曰:“非独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内蕴神明,外当玄默,故《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若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房玄龄、王圭掌内外官考,治书侍御史万年权万纪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谏曰:“玄龄、圭皆朝廷旧臣,素以忠直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间能无一二人不当。察其情,终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则皆不可信,岂得复当重任。且万纪比来恒在考堂,曾无驳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陈论。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诚徇国也。使推之得实,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虚,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爱者治体,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释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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