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元祐八年

宋哲宗元祐八年

　　癸酉元祐八年

　　春正月甲申，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蔡确卒。

　　丁亥，上御迩英阁，讲《札记》，读宝训。顾临读至汉武帝籍提封为上林苑，仁宗曰：“山泽之利，当与众共之，何用此也？”

　　丁度对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于忧劝，此盖祖宗家法尔。”读毕，宰臣吕大防等进曰：“祖宗家法甚多，所立最善。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仁宗以侄事姑，此事长之法也。”上曰：“今宫中见行家人礼。”大防等曰：“前代宫闱多不肃，本朝宫禁严密，此治内之法也。

　　前代外戚多预政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唯本朝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上甚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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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崇政殿说书吕希哲为右司谏。希哲固辞之。苏轼戏谓希哲曰：“法筵龙象当观第一义。”希哲笑而不应，退，谓范祖禹曰：“若辞不获命，必以杨畏为首。”时畏方在言路，以险诈自任，故希哲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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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壬午，诏：“苏颂累乞解机政，可依所请，以大学士留京师。”

　　己丑，黄庆基言：“前日陛下罢黜刘挚、王岩叟、朱光庭、孙升、韩川辈而洛党稍衰，然洛党虽衰，川党复盛矣。”

　　庚寅，范祖禹言：“臣前上《仁皇训典》，愿陛下法则仁宗。臣常以畏天者莫如仁宗，故愿陛下先诚于事天。中春以来，暴风雨雪，寒气过甚，惟陛下戒之重之，侧身修德，以销大异。”

　　辛卯，范百禄充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诏：“来年御试，将诗赋举人复试三题，经义举人且令试策，此后全试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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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四月丁巳，诏今后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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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癸未，苏轼同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上言：“臣等备员讲读，伏见唐宰相陆贽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辨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

　　辛卯，董敦逸、黄庆基皆罢，坐言尚书苏辙、苏轼不当也。

　　壬辰，三省同进呈，于是大防、辙等奏曰：“先帝圣意，本欲富国强兵以鞭挞四夷，而一时群臣将顺太过，故事或失当。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事救改，盖事理当然耳。真宗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财；仁宗即位，罢修宫观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时施宜，以补助先朝阙政，亦未闻当时士大夫有以为毁谤先朝者也。近自元祐以来，言事官有所弹击，多以毀谤先帝为词，非唯中伤士人，兼欲摇动朝廷，意极不善。若不禁止，久远不便。”于是得旨：敦逸、庆基并与知军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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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戊午，左丞梁焘充资政殿学士、同醴泉观使。焘初以议边事不合，即属疾求罢，上皆遣内侍封还，仍问所以必去之理，并访人材。焘曰：“人材可大任者，圣主当自知之，但须识别邪正，公天下之善恶，则天下受福。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人，无过且图仍旧人有人望者。”寻出知颍昌，临行，宣谕曰：“已用卿言，复相范纯仁矣。”

　　己未，杨畏言：“纯仁方罢帅降官，遽命以为相，赏罚未明，何以诏示天下？”来之邵又言：“纯仁师事程颐，暗狠不才。”皆不听。或曰：“畏与苏辙皆蜀人，前击刘挚，后击苏颂，皆阴为辙道地。”太皇太后觉畏私意，故复自外召范纯仁。畏寻又言辙不可大用云。

　　吕中曰：群而不党，君子之道也。而主子瞻者攻正叔，主正叔者攻子瞻，非君子之党乎？和而不同者，君子之道也。而差役法行，同已者喜之，异己者斥之。非君子之同乎？矜而不争者，君子之道也。而回河之议，苏轼与大防争；贬确之事，范纯仁又与刘安世争，非君子之争乎？易事而难说，君子之道也。司马光悦于蔡京，苏公悦于杨畏，非君子之说乎？凡是数者，皆以君子无以自别于小人，故始为小人所悦，终为小人所陷，其极至于为小人所污不能自辨矣。人皆谓元祐之失在于分别之太过，惟朱文公谓元祐之失正在于决择之未精，此未亲政之时，小人之势已足以胜君子，况于已亲政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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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七月丙子朔，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太皇太后宣谕曰：“公父仲淹在章献明肃垂帘时，唯劝章献明肃尽母道。及仁宗亲政，唯劝仁宗尽子道，可谓忠臣。公必能继绍前人。”纯仁顿首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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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丙午朔。

　　辛酉，太皇太后有疾。

　　丁卯，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后阁，问太皇太后圣体。太皇太后谕大防等曰：“今疾势有加，与相公等必不相见。且善辅佐官家，为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独留纯仁，意欲有所属也。上令大防以下皆往。大防曰：“近闻圣体向安，乞稍宽圣虑服药。”太皇太后曰：“不然，政欲对官家说破：老身没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乃呼左右，问曾赐出社饭否。因谓大防曰：“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饭，明年社饭时，思量老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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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崩。范祖禹言：“太皇太后登遐，陛下今将总览庶政，延见群臣，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可不谨哉！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报太皇太后之德也。陛下如欲报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谨守之。太皇太后严正至静，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以清朝廷，裁抑侥幸，以肃宫禁，故虽德泽深厚，结于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为少矣。今必有小人进言曰：太皇太后不当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初，太皇太后同听政，中外臣民上书者以万计，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与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则非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当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亦以众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雠疾、众庶所欲同去者也。惟陛下辨察是非，斥远佞人，深拒邪说。有敢以奸言惑圣听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陛下初揽政事，乃小人乘间伺隙之时也，故不可不预防之。此等既上误先帝，今又复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耶？”初，苏轼与祖禹约皆上章论列，轼章已成，见祖禹章，观毕曰：“轼愿附名，止于臣字下加等字。”后数日，祖禹又言：“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公，罢王安石、吕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契丹主，亦与其宰相议曰：‘南朝尊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边吏约束无生事。’陛下观戎狄之情如此，则中国人心可知也。今陛下亲万机，小人必欲有所动摇，而怀利者亦皆观望。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先太皇太后之勤劳，痛心疾首，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使中外一心，归于至正，则天下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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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十月，吕陶言：“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幸，小人之心，不无怨憾。

　　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机，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辨与不辨也。”吕希纯言：“君子小人用心不同，邪正之论不可不察。有昔时自以过恶招致公论坐法沉废者，朝思夜度，唯望乘国家变故、朝廷未宁之时进为险语，以动上心。其说大约不过有三：一者必谓神宗所立法度，陛下所宜修复；二者必谓陛下宜独揽权纲，不宜委信臣下；三者必谓向来迁责者当复收用。三者之言，行将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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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枢密院出刘瑗以下十人姓名，并换入内供奉官。三省但将有过犯冯景、黄某二人、见持服刘瑗、李瑴二人不行外，抽取六人。苏辙奏曰：“陛下方亲政，中外贤士大夫未曾进用一人，而推恩先及于近习，外议深以为非。”后数日，枢密院复出内批，以刘惟简、随龙除内侍省押班，梁从政内侍省都知，靖方带御器械。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上曰：“只为禁中阙人，兼有近例。”辙曰：“此事非谓无例，盖谓亲政之初先擢内臣，故众心惊疑。”上释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庙取旨可也。”即退，大防等知上从善如流，莫不相庆。范祖禹言：“近闻陛下召内臣十人，而李宪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数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数。中外民庶皆言执政大臣不能固执，置陛下于有过之地。”不报。遂请对，札子言：“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众不足从，祖宗不足法。幸赖先帝圣明觉悟，再罢安石，两逐惠卿，终元丰之世不复召用。而所引小人布满中外，日夜伺候。今日事变，妄意陛下以修改法度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进奸言，上以惑误陛下，次以倾害善人，下以胁持群臣。岂惟正人不敢立朝，臣恐宋室自此陵迟不复振矣！”又言：“先帝天资英睿，圣学高明，可谓不世出之主也。而内外为小人所误，外兴师旅，内兴百役，凡不便民之事，皆群小所为，而先帝受天下之谤。臣尝痛之，故不愿陛下复近小人，盖以此也。陛下诚能听臣之言，悉追罢召用内臣指挥，则中外之人称诵圣德，万口一辞。”祖禹既读札子，又面奏章惇等不可用，又奏：“召用中官，不谓陛下有此政事？”上曰：“卿所论朕已晓。”祖禹曰：“臣乞携此章付执政，且诘责之。”上曰：“且留此，朕欲再看。”先是，吕大防欲用杨畏为谏议大夫，纯仁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畏倾邪不可用。”大防素称畏敢言，且先密约畏助己，竟擢迁畏为礼部侍郎。畏寻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上即召畏登对，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即疏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义，多加题品，且密奏书万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为宰相。上皆嘉纳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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