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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嘉祐三年


  戊戌嘉祐三年春二月乙巳,太常博士吴及改右正言。及复上疏曰:“同姓者,国家之屏翰;储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根本未立,四方无所系心。请择宗室子以备储副,陛下他日有嫡嗣则厚加恩礼,俾令归邸,于理无嫌,于义为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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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辛未朔,翰林学士欧阳修兼侍读学士。修言:“侍读最为清近,祖宗时不过一两人。今与经筵者十四人而侍读十人,外议皆云‘经筵无坐处矣。’欲乞罢臣此命,不使朝廷遴选之清职,遂同列授之冗员。”诏不许。修固辞不拜。修又言:“切以学士、待制号为侍从之臣,所以承宴间,备顾问,以论思献纳为职。自祖宗以来,尤所精择。其后员数渐多。往时学士、待制至六七十员,近年稍吝除拜,今犹及四十余员。欲乞检详前史及国朝故事,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并各立员数,苟无其人,虚位以待。”

  己卯,起居舍人范镇知制诰。镇自罢言职,每因事,未尝不以储嗣为言,冀上心感动。及知制诰正谢,又面论之曰:“陛下许臣复三年矣,愿早定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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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四月乙丑,罢修睦亲宅祖宗神御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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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壬申,管勾国子监吴中复请自今遇科场补试监生,以四百五十人为额。从之。寻又增一百五十人。初,盐铁副使郭申锡受诏行河,与河北都转运使李参论议不相中,讼参遣小吏黄守忠赍河图属宰相文彦博。御史张伯玉亦奏参朋邪结托有状。乃诏推劾,而申锡、伯玉皆不实。伯玉以风闻免劾。

  乙酉,诏曰:“朕常患民之好事,而风俗渐靡于薄也,思有以革正之。非吾士大夫躬率以义而导之于善,则何以哉?申锡与参相决河,议论之异,遂成私忿,以至兴狱,置对逾旬。参验所陈,一无实者。士人之行,乃至是乎!使吾细民,何所视效?其降申锡知徐州。”寻改知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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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丙午,平章事文彦博罢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郭申锡、张伯玉攻彦博虽不胜,彦博亦不自安,数求退。上许之。枢密使、工部尚书韩琦依前官平章事,枢密使贾昌朝罢为景灵宫使,兵部尚书宋庠为枢密使、同平章事,枢密副使田况为枢密使,右谏议、中丞张昪为枢密副使。权知开封府包拯为权御史中丞。拯言:“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夫万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祸执大焉!”上曰:“卿欲谁立?”拯曰:“臣所以乞预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尔。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无子,非邀后福者。”上喜曰:“徐当议之。”拯又言:“近年内臣禄秩权任优崇稍过,凡事更加裁抑。”又言:“朝廷诏令行之未久,即有改易。乞今后处置事宜、申明制度,更加谨重。”又陈教养宗室之法,请条责诸路监司及御史府自举属官,谏官、御史不避二府荐举者听,两制得至执政私第。事多施行。

  壬子,上谓三司使张方平曰:“监御厨内臣宝昭齐等宴日擅杀羊羔,且羊羔乃物之未成者,而枉其生理。尝戒使勿杀,今复杀之,不可不惩也。”特冲替。

  丁卯,交趾贡异兽二,称贡麟。知庆州杜植奏请回降诏书但云“得所进异兽”,足使殊俗不能我欺,又不失朝廷怀远之意。乃诏止称异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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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七月壬辰,复以度支员外郎范祥制置解盐,从三司使张方平及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祥自皇祐五年坐他罪责去。祥始言岁入缗钱可得二百三十万,后不能办,至和元年,止百六十九万,遂以元年入钱为岁课定率,量入计出,可助边费十之八。久之,并边复听入刍粟以当实钱,而虚估之弊滋长,券直亦从而贱,岁损官课无虑百万。祥既受命,请重禁入刍粟者。其券在嘉祐已前,每券别使输钱一千,然后予盐。又言:“商人持券,若鬻盐京师,皆亏失本钱。请置官京师,蓄钱二十万缗,以待商人至者。券若盐估钱,则官为售之。券纸六千,盐席十千,毋辄增损,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为轻重。”诏以都盐院监官兼领之。自是稍复祥旧云。权知开封府欧阳修言:“臣伏见谏官陈旭乞请侥求内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干请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臣自权知开封府,未及两月之间,十次承准内降,虽有司执奏,终许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约束止绝。臣欲乞根究因缘干求之人,奏摄下府勘劾,重行责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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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丁未,诏三司:京西比岁旱,屡蠲民租,其以缗钱十万下本路,助籴军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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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恭谢天地之岁。始用薛向议,罢并边入中粟,自京辇钱帛至河北,专以见钱和籴,唯入中刍豆,则仍计直给茶。行之未久,论者谓辇运科折,烦扰居民,且商人入钱者少。刍豆虚估益高,茶益贱。诏翰林学士韩绛、知谏院陈旭即三司经度。绛等言:“自改法以来,边储有备,商旅颇通,未宜轻变。唯辇运之费,宜从官给。旧输税绢,无得折钱。其入中刍豆,罢勿给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以银、绸、绢三物偿之。”皆从其说。自是茶法不复为边籴所倾,而通商之议起矣。初,茶法屡变,岁课日削。至和中,岁售钱并本息计之才百六十七万二千余缗,官茶所在陈积,县官获利。无几,论者皆谓宜弛禁便。景祐中,叶清臣尝上疏乞弛禁,三司以为不可。至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又皆上书请罢给茶本钱,纵园户留易而官收税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淮南转运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为十卷。宰相富弼、韩琦、曾公亮等决意向之,力言于上。

  癸酉,命绛、旭及知杂御史吕景初即三司置局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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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十月乙巳,出内藏库绸绢十万下河东转运司,助籴军储。

  甲子,提点江东路刑狱王安石为度支判官。安石献书万言,极陈当世之务。其略曰:“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又曰:“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法先王之政者,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又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大事记》曰:安石上书于嘉祐,亦谓方令法度不合先王之政,朝廷欲有所施为变革,一有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遂止而不改为。盖指庆历而言,而安石变法之蕴亦略见于此书,特安石更变之说与仲淹同,而更变之意则与仲淹异耳。呜呼!使庆历之法尽行,则熙、丰之法不变。使仲淹之言得用,則安石之言可塞。今仲淹之志不尽行于庆历,安石之学不用于嘉祐,而乃尽用于熙宁。世道升降之机,识者又于此而三致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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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癸丑,命翰林学士韩绛、谏官陈旭、御史吕景初同三司详定省减冗费,于是置省减司于三司,自是多所裁损云。已丑,诏置在京都水监,凡内外河渠之事,悉以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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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壬子,御崇政殿,召近臣观河南府所进芝草。上曰:“今日嘉雪大滋宿麦,其瑞大胜芝草也。”即赐喜雪宴于中书。上春秋高,未有继嗣,韩宗彦上书,请修胎养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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