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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康定元年


  庚辰康定元年

  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知谏院富弼请罢宴彻乐,虽辽使在馆,亦宜就赐饮食而已。参知政事宋庠以为不可。弼曰:“万一北辽行之,为朝廷羞。”后使辽还者云辽罢宴,如弼言。上深悔之。元昊诈乞和,范雍信之,不为备。元昊攻保安军,自土门路入。

  壬申,声言取金明寨。翌日奄至,李士彬父子俱被禽,遂乘胜抵延州城下。雍先以檄召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使至保安,与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合军趋土门。及是,雍复召平、元孙还军救延州。至三川口遇贼,平与元孙皆被执。贼围延州凡七日,会大雪,贼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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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己丑,入内副都知王守忠为陕西都钤辖。知谏院富弼言:“有唐之衰,遂以内臣监军,取败非一。昨用夏守赟已失人望,愿罢守忠勿遣。”不听。

  辛卯,天文官李自正上星变图,且言月与太白俱犯昴,当有边兵大起。上谓辅臣曰:“阴阳占候,中否参半。纣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兴。王者当祇畏天道,尤要在人事应之何如尔。”知制诰韩琦自蜀归,论西兵形势甚悉,即命琦为陕西安抚使。

  乙巳,诏京畿、京东西、淮南、陕西路括市战马。韩琦言陕西科扰频仍,请免括此一路。从之。

  丁酉,诏枢密院自今边事并与宰相张士逊、章得象参议之。翰林学士丁度尝建言:“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乖异,则天下无适从,非国体也。请军旅重务,二府得通议之。”知谏院富弼又言:“边事系国安危,不当专委枢密院而宰相不与。乞如国初,令宰相兼枢密使。”上参取其言,而降是诏。士逊等以诏纳上前曰:“恐枢密院谓臣等夺权。”弼曰:“此宰相避事尔,非是夺权也。”自范仲淹贬,禁中外越职言事。知谏院富弼因论日食,以谓“应天变莫若通下情,愿降诏求直言,尽除越职之禁。”上嘉纳之。

  癸丑,降知延州范雍为吏部侍郎、知安州,坐失刘平、石元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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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丙辰,诏两府及执政旧臣俾条上陕西攻守之策。同知枢密院事陈执中言:“元昊乘天下久不用兵而窃发西垂,范雍纳诡诈之说,失于戒严。刘平任轻躁之心,丧其所部。塞门至金明二百里,须列修三城,每城屯精卒千人,寇大至则保城垒,小至则自驱逐,别以诸司使为芦关一路都巡检,仍以兵二千人属之,使马三寨之援。”

  丙子,大风昼暝,经刻乃复。是夜,有黑气长数丈,见东南。

  丁丑,申诏中外言缺政。先是改元,诏求直言,群下犹未有所献故也。

  戊寅,知枢密院王鬷、陈执中、同知枢密院事张观并罢。天圣中,鬷尝使河北,过真定,见曹玮,玮谓曰:“君异日当柄用,愿留意边防。”鬷曰:“何以教之?”玮曰:“吾闻赵德明尝使人榷易汉物不如意,欲杀之,元昊谏曰:‘我戎人,本从事鞍马间,而与汉榷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从而斩之,失众心,不可。’德明为贳不杀。吾使人觇元昊,状貌异常,它日必为边患。”鬷时莫究所谓,比再入枢密院,元昊果叛。帝数问边计,不能对。及刘平、石元孙等败,议刺乡兵久不决,于是三人同日罢。三司使刑部尚书晏殊、礼部尚书知河南府宋绶并知枢密院事,保安节度使王贻永同知枢密院事。吏部员外郎、知越州范仲淹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始用韩琦之言也。

  庚辰,诏参知政事同议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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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四月庚子,重修祖宗玉牒成。既而修玉牒所言:“请自今岁一贴修,十岁一编录,仍以其副留中。”奏可。诏河北转运使姚仲孙、安抚使高志宁密下诸州军添补强壮。初,知制诰王拱辰使契丹还,言契丹不畏官军而畏土丁,故降是诏。出左藏、内藏库缗钱各十万下陕西给军须。范仲淹未至永兴,癸丑,改为陕西都转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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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丁巳,复知楚州孙沔为监察御史,寻诏为右正言。先是,拣下都辇官为禁军,辇官千余人遮宰相枢密使喧诉,张士逊方朝,马惊堕地。

  己未,御史中丞柳植等奏其事,请付有司治。时军兴,机务填委,士逊位首相无所补,谏官以为言。士逊不自安,上章请老。

  壬戌,优拜太傅致仕。本朝以宰相得谢者,自士逊始。判天雄军吕夷简行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甲子,元昊陷塞门寨,执寨主内殿承制高延德,监押左侍禁王继元死之。

  甲戌,陕西都转运使范仲淹言:“今缘边城寨有五七分之备,而关中之备无二三分。若昊贼深入,乘关中之虚,或东阻潼关,隔两川贡赋,则朝廷不得高枕矣。莫若且严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若寇至,使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岂敢深入?使弓马之劲无所施,牛羊之货无所售,二三年间,彼自困弱。待其众心离叛,自有间隙,则行天讨,此朝廷之上策也。”徙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缘边招讨使、知永兴军。

  己卯,以起居舍人知制诰韩琦、陕西转运使范仲淹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初,仲淹与吕夷简有隙,帝谕仲淹,使释前憾。仲淹顿首曰:“臣向所论盖国事,于夷简何憾也?”

  吕中曰:夷简之罪,莫大于因私憾而预瑶华之议,因北事而忌富弼之能。夷简之功,莫大于释仲淹之宿怨,容孙沔之直言。君子论人功罪,不相掩可也。

  以太常博士林瑀、殿中丞王洙并为天章阁侍讲。景祐末,灾异数起,上忧之,深自贬损。瑀言灾异皆有常数,不足忧。又依《周易》推演五行阴阳之变,为书上之,大抵皆谀谄之词缘饰以阴阳。上大好之,于是天章阁侍讲缺,端明殿学士李淑等荐洙,而内批用瑀。执政皆怒瑀,吕夷简欲探上意坚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荐尔,不若并进二人,唯上所择。”乃以洙、瑀名进。上问洙何如,夷简言:“洙博学明经。”上曰:“吾已用瑀矣,若何?”夷简请并用二人,上许之。既而右正言梁适劾瑀于内降除官,请治具罪。上令以适章示之,卒不罪瑀。

  壬午,斩辇官曹荣、陈吉于市,以倡率其徒遮宰相喧诉者也。从者配牢城。卒拣辇官为禁军,如初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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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鄜延副都部署任福为环庆副都部署兼知庆州。

  辛亥,复权武成军节度判官欧阳修为馆阁校勘。始,范仲淹副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辟修掌书记。修以亲为辞,且曰:“今世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兼此末事,有不待修而能者。”又曰:“古人所与成事者,必有国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为难,士虽贫贱,以身许人,固亦未易。欲其尽死,必深相知,知之不尽,士不为用。今奇怪豪杰之士往往已蒙收择,顾用之如何尔。然尚患山林草莽有挺特知义慷慨之士未尽出门下也,宜少思焉。”翰林学士丁度言:“中国抗夷狄可以智胜,不可以战斗。盖地形、武技与中国异也。羌戎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不如也。隘险倾侧,且驰且射,中国之技不如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不如也。为今之计,莫若谨亭障,远斥候,控扼要害,为制胜之全策。”因条上其策,名曰《备边要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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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七月癸亥,鄜延钤辖张亢上疏言:“诸路部署、钤辖、都监多至十四五员,少亦不减十员,权均势敌,不相统制。凡有议论,互执不同。请别创使名,其已系路分部署、钤辖、都监者,并属新置使处分,所贵出于一。”又请“逐路以马步军八千以上至万人,择才位兼高者为统领,其下分为三将,贼小入则一将出,大入则大将出,量贼数多少,又使邻路出兵而应援之,此所谓常山蛇势也。又诸路骑兵不能驰险要,计其刍粟,一马之费,可养步军五人。马高不及四尺三寸者,宜悉还坊监,止留十之二,以步人代之。”其后多施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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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戊申,权知开封府杜衍同知枢密院事。

  庚戌,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诏分边兵,部署领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三千人,有寇则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贼众寡而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为分州兵为六将,将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贼众寡,使更出御贼,贼不敢犯。既而诸路皆取法焉。贼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盖指雍云。都监周美言于范仲淹曰:“贼新得志,其势必复来。金明当边冲,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将遂失之。”仲淹因属美复城如故。数日,贼果来,其众数万薄金明,阵于延州城北三十里。美领众二千力战,会暮援兵不至,乃徙军山北,多设疑兵。贼望见,以为救至。即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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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戊午,参知政事李若谷罢为提举会灵观事。宫观置提举自若谷始。知枢密院事宋绶为兵部尚书,起复翰林学士晁白不悫并参知政事,起居舍人郑戬为同知枢密院事,己未,右正言、知制诰叶清臣权三司使事。中书进拟三司使,清臣不在选。帝曰:“叶清臣才可用。”遂以命之。清臣始奏编前后诏敕,使吏不能欺。簿帐之丛冗者一切删去。内东、御门厨皆内侍领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问,乃为合同以检其出入。

  丙寅,西贼寇三川寨,镇戎军西路都巡检杨保吉死之。并陷乾沟、乾河、赵福三堡。

  戊辰,知枢密院事晏殊为检校太傅,充枢密使,同知枢密院事王贻永、刑部侍郎杜衍、右谏议大夫郑戬并为枢密副使。

  庚午,大理寺丞、签书定国节度判官事种世衡为内殿承制、知延州青涧城。世衡,放兄子,幼从放学,任气有材略。

  壬申,环庆副都部署任福等攻西贼白豹城,克之。合奉宸五库为一库,在延福宫内。旧名宣圣殿五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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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十月戊子,诏自今内降指挥与臣僚迁官及差遣者,并令中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上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

  癸巳,命馆阁校勘刁约、欧阳修同修礼书。

  ◇

  十一月丙辰,内出御撰《洪范政鉴》、《审乐要记》、《风角集占》以示辅臣,仍以《风角集占》赐陕西诸路部署司。

  壬戌,有大星流西南,声如雷者三。

  丁卯,鄜延路部署指挥使、右班殿直狄青为右侍禁、阁门祗候、泾州都监。青每临敌,披发面铜具出入贼中,皆披靡,无敢当者。尹洙为经略判官,青以指使见洙,与谈兵,善之,荐于副使韩琦、范仲淹曰:“此良将才也。”三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术,由是益知名。

  ◇

  十二月,出内藏库银一百万下三司助边费。诏天下诸县,凡掘飞蝗遗孑一升者,官给以米豆三升。

  乙未,徙知随州王德用知曹州。德用道过许州,梅询谓德用曰:“道辅害公者,今死矣。”德用曰:“孔中丞以其职言,岂害德用耶?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上以手诏问师期,夏竦等乃画攻、守二策,遣副使韩琦、判官尹洙驰驿至京师,求决于上。

  乙巳,诏鄜延、泾原两路取正月上旬同进兵入讨西贼,上与两府大臣共议用攻策也。枢密副使杜衍独以为侥幸出师非万全计,争论久之,不听,遂求罢,亦不听。始,晁宗悫即军中问攻守策,众欲大举,经略判官田京曰:“虏蓄谋久矣,未易亟破也。今欲驱不习之师深入虏地,与贼锐锋争一旦之胜,此兵家所忌,师出必败。”或曰:“宜与讲和。”京又曰:“贼兵未尝挫,安肯和也?”馆阁校勘欧阳修上书曰:“自元昊叛逆,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十五万之兵连年仰食而国力不困者也。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财用为强弱也。臣以为通漕运、尽地利、权商贾三术并施,财用足而西人纾,国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

  戊申,通判河中府皮仲容知商州兼提点采铜铸铁钱事。仲容尝建议铸大钱一当十,谓可权行以助边费,故有是命。三司使叶清臣言新茶法未适中,请择明习财利之臣别行课校。上以号令数更,民听眩惑,乃诏即三司裁定,务优贩者。然亦卒无所变也。初,明道二年,复用天禧旧制,听商人入钱粟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及景祐二年,三司言诸路博易无利,乃罢之,而入钱京师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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