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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蜀党议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辛巳,以程颐为崇政殿说书。颐在治平、元丰间,大臣屡荐,皆不起。至是,司马光、吕公著共疏其行义曰:“伏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度,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类有所矜式。”诏以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力辞,寻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及入对,改崇政殿说书。颐即上疏言:“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与之处,以熏陶成性。况陛下春秋方富,虽睿圣得于天资,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则气质变化,自然而成。愿选名儒入侍劝讲,讲罢,留之分直,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时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颐每进讲,色甚庄,继以讽谏。闻帝在宫中盥而避蚁,问“有是乎?”帝曰:“然,诚恐伤之耳。”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尝凭槛偶折柳枝,颐正色曰:“方春时和,万物发生,不当轻有所折,以伤天地之和。”帝颔之。

  九月丁卯,以苏轼为翰林院学士。轼自登州召还,十月之间,三陟华要,寻兼侍读。每经筵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道,觊有所启悟。常锁宿禁中,召见便殿,太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对曰:“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对曰:“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对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对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太后与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撤御前金莲烛送归院。轼在翰林,颇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毕仲游以书戒之,轼不能从。

  二年三月,程颐请就崇政、延和殿讲读,上疏曰:“臣近言迩英渐热,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闻给事中顾临以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料临之意,不过谓讲官不可坐于殿上,以尊君为说尔。臣不暇远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讲《易》,真宗令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仍是坐讲。立讲之仪只始于明肃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美盛,岂独子孙所当为,亦万世帝王所当法也。今世俗之人,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则益尊,若势位则崇高极矣,尊严至矣,不可复加也。”又曰:“天下重位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

  八月辛巳,罢崇政殿说书程颐。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庆礼,事毕欲往吊,颐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或曰:“不言歌则不哭。”轼曰:“此枉死市叔孙通制此礼也。”二人遂成嫌隙。轼尝发策试馆职,有曰:“今朝廷欲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媮。欲法神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于刻。”于是颐门人右司谏贾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轼策问谤讪,轼因乞补郡。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台谏当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权以报私隙。”右司谏王觌言:“轼命辞不过失轻重之体,若悉考同异,深究嫌疑,则两岐遂分,党论滋炽。夫学士命词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大患也。”

  太后然之,临朝,宣谕曰:“尝览轼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监司、守令言之,非是讥讽祖宗。”范纯仁亦言轼无罪,遂置不问。会帝患疮疼不出,颐诣宰臣吕公著问“上不御殿,知否。”且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后不当独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明日,宰臣以颐言问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悦。于是御史中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连章力诋颐不宜在经筵。谏议大夫孔文仲因奏“颐污下憸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间乱,以偿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乃罢颐出管勾西京国子监。

  时,吕公著独当国,群贤咸在朝,不能不以类相从,遂有洛党、蜀党、朔党之语。洛党以颐为首,而朱光庭、贾易为辅。蜀党以苏轼为首,而吕陶等为辅。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而辅之者尤众。是时熙、丰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阴伺间隙。诸贤不悟,各为党比,以相訾议。惟吕大防秦人,戆直无党。范祖禹师司马光,不立党。既而帝闻之,以问胡宗愈,宗愈对曰:“君子指小人为奸,则小人指君子为党。陛下能择中立之士而用之,则党祸熄矣。”因具《君子无党》论以进。

  冬十月,贬右司谏贾易。时程颐、苏轼交恶,其党互相攻讦。易因劾吕陶党轼兄弟,语侵文彦博、范纯仁。太后怒,欲峻责易。吕公著言:“易言亦直,惟诋大臣太甚耳。”乃罢知怀州。公著退语同列曰:“谏官所言,未论得失。顾主上春秋方盛,虑异时有导谀惑上心者,正赖左右争臣,不可豫使人主轻厌言者。”众皆叹服。

  三年三月,孔文仲卒。吕公著曰:“文仲本以抗直称,然憃不晓事。为谏议时,乃为浮薄辈所使,以害善良,晚乃知为所绐,愤郁呕血,以致不起。”公著之言,盖指其劾程颐也。

  以胡宗愈为尚书右丞。谏议大夫王觌以宗愈进《君子无党论》,恶之,因疏宗愈不可执政。太后大怒。纯仁与文彦博、吕公著辨于帘前,太后意未解。纯仁曰:“朝臣本无党,但善恶邪正各以类分。彦博、公著皆累朝旧人,岂容雷同罔上。昔先臣与韩琦、富弼在庆历时,同为执政,各举所知,当时飞语,指为朋党,三人相继补。外造谤者公相庆曰:一网打尽矣。此事未远,愿陛下戒之。”因极言前世朋党之祸,并录欧阳修《朋党论》上之。然竟出觌知润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五年春正月,程颐以父忧守制去。台谏复论贾易谄事颐,再贬易知广德军。

  六年二月,以苏辙为尚书右丞。辙除命既下,右司谏杨康国奏曰:“辙之兄弟,谓其无文学则非也,蹈道则未也。其学乃学为仪、秦者也,其文率务驰骋,好作为纵横捭阖,无安静理。陛下若悦苏辙文学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辙以文学自负而刚狠好胜,则与安石无异。”不报。

  六月,翰林院学士承旨苏轼罢。轼自杭州召还,未几,侍御史贾易复劾轼元丰末在扬州,闻先帝厌代作诗,及草吕惠卿制,皆“诽怨先帝,无人臣礼”。御史中丞赵君锡亦继言之。太后怒,罢易知宣州,君锡知郑州。吕大防请并轼两罢,乃出轼知颍州,寻改知扬州。

  七年三月,程颐服阕,三省拟除馆职,判检院苏辙进曰:“颐入朝,恐不肯静。”太后纳之。范祖禹言:“颐经术行义,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著岂欺罔者耶。但草茅之人,未习朝廷事体则有之,宁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劝讲,必有补于圣明。”除颐直秘阁,判西监,颐再上表辞。御史董敦逸摭其有怨望语,改授管勾崇福宫。

  九月,召苏轼为兵部尚书兼侍读。轼自扬州召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寻又迁礼部,兼端明、侍读二学士。御史董敦逸、黄庆基言:“轼为中书舍人时,草吕惠卿制词,指斥先帝。其弟辙相为表里,以紊朝政。”吕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强中国,鞭挞西夷,而一时群臣将顺太过,故事或失当。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事救改,盖理之当然。比来言官用此以中伤士人,兼欲摇动朝廷,意极不善。”辙亦为其兄辩“所撰惠卿谪词,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初非谤诽先帝。”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时过举,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于是罢敦逸、庆基为湖北、福建路转运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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