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周朗传(2)

周朗传(2)

　　他再被任命作通直郎。世祖当上皇帝，被调为建平王刘宏中军录事参军。当时孝武帝要求朝中每个臣子抒发自己的意见。周朗又上书说：

　　当年孔子曾经说过：“治理天下好比把它放在手掌心上。”这岂只是大话呢！正确的政策(治)，在于人们的运用与否，只是当时的国王们不愿做罢了。况且当今世风日下，混乱不堪，再加上国家遭到叛军的困扰，江东碰上空前的浩劫，千里之间，死人如山，万村哭诉。而秦汉以来的各种弊端，还在社会上流行，魏晋留下的荒唐现象还在人民中充斥，这样而希望国家安宁，教化超过古代，好比向后走而想到前方，堆积干柴于烈火之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比这更恰当的比喻。但皇上天生有孝心，又加上无比善良，对于人民的疾苦，我怎么敢不粗略地陈述。

　　凡是治国用什么办法呢？用教育而已。现在教育事业已削弱了很长时间，人民不知道向谁学习，犯了错误只用刑罚来对付，这难道是治民的方法吗？想恢复教育工作，应该二十五家选出一个负责的人，一百家中设立一个教师。男孩子十三岁到十七岁都叫他们去学习经书；十八岁到二十五岁都叫他们去训练武艺。用写字、作文、天文、律令、忠诚、孝顺、仁善、道义等教育他们，教育他们廉洁、谦让、勤劳、恭谨。教育他们兵法和谋略，部队的行止、步兵骑兵的训练方法，以及射箭格斗的技巧。各地长官每月到学堂，检查他们的进展情况。学习经书五年之后有效果的应推荐给司徒府，习武三年后有效的，送他们到“军事部门”，如经过七年而不熟悉经书，经过五年而武艺不足，便再考。看他的言论和谋略，看他的心术，行为表现，没有用处的，即使是三公九卿的子弟，也得放归农田，一辈子不许做官。至于太学则应搜集各种书籍，编排诸子和历史书籍，使各种书井然有序、一目了然，学习起来不浪费精力。教育，即使是凶年荒年也不应荒废的。

　　农业，是人民赖以生存的根本，是国家存在的基础。这个地方没搞好，那么礼乐便不能运行。如果重视它，应该不用黄金银钱，用谷子和布帛作为赏罚的手段。但是愚昧的百姓不知道它的功用、献策的人喜欢提出不同的意见。在淮河以北地区，有一万匹布便可以成为集市，在长江以南，一千斛谷子则可以成为货物，也不用担心有什么不方便的。现在应该允许集市到一千钱以下的可以用钱，其余的都用丝绢布匹和大米作交易，其中米布不合格的予以惩罚。如果做到这样，那么农田的开垦便会自行发动，人民的物资必然丰富，暗中造钱的人必定减少，人民遇到死亡的事不再发生。凡田不属于多水的地方，都种上麦粟。土地上凡有肥料营养的地方，都栽上麻苗。街头巷尾、屋檐路边必须栽上桑树，庭院园地只种竹子板栗。如果这个政策得以实行，凡是做得很好的百姓，则用官爵进行奖励，有关部门也加以赏赐。如果田中长满野草，不种树木，便鞭打此人而砍掉其余的树，各地灵活实行不同的罚惩政策。收税的方法，应按人口征收，而不应该按财产。说什么使富人不增加财富，穷人不减少损失。以至让桑树增长一尺，便计算其中的价值，田地增进一亩，便算出值多少钱，房屋不能增添砖瓦，否则便算成财产。百姓(其实是贵族)因为这，不敢种树，人们怕开垦新的土地，屋梁被烧，屋脊裸露，也不敢加以修饰。怎么能这样禁锢好东西损害人民，禁止人民增加衣服，提倡人们艰苦的生活，以至到达今天这样痛苦的地步。当今如果重新重视农业，便必须去除去这些税法。

　　凡是治国，不怕威严不能建立，只怕恩惠不能施予。不怕土地不广阔，只怕人民不增加。自从汉人胡人相互厮杀，中国外国相互斗争以来，消灭一个国家则尸体堆积满城，屠杀一个敌方的将军则尸横遍野，天下留下的人民，大概还不到一半。加上刻薄的政策，残酷的刑罚，年年有天灾，岁岁有瘟疫，穷人仅能勉强维持生命，死的人不能埋葬，鳏夫有不愿娶妻子的，生了儿子每每不愿保留。另外到边疆戍守时间长久，妻子已老，后嗣不存，私奔生的儿子，却不再收养，这是杀人的道路，每日有几条，增加人口每年没什么计划，如果再经过百来年，难道会全部让草木当这世界的主人吗？这是最令人震惊、悲痛、哭泣的地方。法令当然有禁止杀儿子的条目，和早娶的规定，然而人们触犯法律、忍心而这样做的，难道不是生活中有更甚于被惩罚的悲惨境况吗？当今应该每家减轻劳役、每家减免税收、女子到十五不出嫁，家长应受惩处。大野鸡羽毛可以作为聘用妻妾的礼物，大块布匹可以作为出嫁的妆奁，如果等到礼物充足才聘娶，有关部门应该加以纠正。凡是宫中服务的宫女，必须挑出那些不再出嫁的人，百姓家的奴仆，也应让他们每人都有家室，总之是使天下人不再有一辈子独身的和没有儿子的老人。真是俗称的十年养育，这样二十年过去，每户不断的生长新的人口，能出任兵役的人，必然比过去多好几倍。

　　另外，逃亡的人骚扰京郊，饥饿的人充满京城，却不为他们作考虑，而任他们迁移无常，所以饥饿和寒冷到来，慈母不能保管儿子，希望这些人不当强盗不当亡命徒，怎么做得到呢？既然先这样对待他们，再用屠杀对付他们，有关法律部门，对他们又何其狠毒。况且草树已死，树皮树叶都已枯蒿，这时他们的吃的东西可能都完了。冰霜降得很厚，干草房屋瓦缝不易找到，这是他们缺少衣服的时候，到了阳春三月，还有几个人能活？现在从长江以南到处闹饥荒，有饭吃的地方，政府必须督促管理，应该赏赐那些每年能养活五十个流民的人，增加他一级爵位。这样的人达到一千家，便可以救活十万人。叫其中接受他人救济的人，成为救护者的部属，使救护者供应他们粮食和谷种，以后叫他们全部到淮南去当佃农，凡是公家私家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每年征调他们帮助农民，让崩坏的湖堤全部得到修理，平原陆地都派上用场。还根据户口数目建立村社，计算田地多少，设置基层单位，检查人员的进出，监督那些游荡而懒惰的人。等待丰收之年，让他们迁移到故乡去。淮河以北让他们全部渡江南归，东方流民全部叫他们回到西边。

　　所以毒患在身体上，必须先割去缓和的地方，函谷关和渭河那般灵秀地方，已暗然成为荒凉的濯濯童山。伊水洛阳一带神圣土地，已长成丰茂的草原。这些地方难道不值得思念？何必只关心这样小的一些地方。历下泗水流域，献计的人认为胡人已衰落不需退避，但不知我们的困难更甚于胡人。如果认为人民迁移以后，胡人必然迁进去，如果他们靠近我们，正是我们希望的。胡人如果能南迁，必定不是真正的胡人。不过是中原的各种汉族人民，他们正是我国一向希望保护的。既然汉人前去居住其间，北方地区必然空虚无人居住。他们南迁，徒然耗费财力物力，不久便可以看到淮北地区仍然从我们手中失落，这难道不是再一次受辱吗？叫敌人只调轻快骑兵三千人交替出入，春天来践踏麦苗，秋天来侵踏谷禾，那么我们的水陆运输，必然会重新断绝，对于敌人是不疲劳的，但我们的边防已很困难，不出二年，兵败退归人民逃散。这是可以跷足等待的。即使胡人消灭，而中原地区必然有继续居住的人群。这时不会有奉献土地、率领人民来投奔我国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徐州山东一带终会被夺去，这也是不可不防的。

　　况且进攻和防守的方法，唯一可以依靠的是敌人对我们不能攻击。近年来我国出师之所以失败，则是背离这一方法的。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不用羊来追狼、螃蟹捉老鼠，而我们却让笨重的车、疲弱的士兵和骠壮的骏马、勇悍的胡人相驰逐，不能取得胜利，那是理所当然的。西汉中期之所以能进攻匈奴，是因为马匹特别的多，匈奴之所以顺从汉人，也是因为马少的原因。既然未来战争不能回避，兵车马匹应该准备。现在应该鼓励国人积极养马，养一匹的，免除一人的劳役，三匹的，任用一人做官。从此以往，赏赐有规定，边界驿站房屋中的马也不许调动。

　　对将帅，人们希望他们不怕死。对于能手持长矛大戟侥幸不死，在军务中消耗自己精力的将帅们，他们想得到上司的赏赐，一向希望极大。如果更立有扫荡敌人、打败敌人的功勋，这使他们的骄傲更有资本。近来的赏赐，人们知道比较优厚，然而听说相当不合标准有怨气的很多。垂手而立口中怨言的，往往成群，在一起相互议论而不满足的，往往成队。凡是军队的心性，极容易沮丧崩溃，如果一旦有变，那么先前心怀怨恨的人便反而成为敌人了。现今应该和他们共享国家财物，府中积蓄也让他们分到一份，离开部队的人应该用钱财遣送他们，对他们厚加宠待，叫他们住居地方的长官对他们给予录用，将领的俸禄还未满数，国家其余的费用应该少用一些，其他的用度不足，也不应予以满足。然后用狩猎的礼节教诲他们，用征战击鼓的方法训练他们。如果恃勇而冒进的，应该予以黜退，到老了便让他们退休，赏赐的恩惠，遍及他们的后嗣。

　　另外沿淮河的堡垒，都应该修复，使烽火台相望，鼓声相互能听到，军队之间相互联系，如果边民请求出兵，应该一律不允许，远方的少数民族前来贡献，只简略地报答一下，告诉他们我国还有很多事，哪里没有国君侍候？必须等待内部政治稳定军力充足之后，再慢慢地观察敌情，准备好步兵骑兵四十万，使国内不受到困难的侵扰，储藏好二十年的粮食，而远方响应我们的地区也不受到侵扰，然后越过淮河，前指黄河，跨据陇右，出击大漠，那时要到哪里都不是随意呢！

　　教化很不敦厚纯朴已到了很差的地步。当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尚在而兄弟分家，十户中有七户。老百姓父子分居，也八家中有五家的。尤其严重的是，对方陷于危险困苦之中却不知道，简直不可胜数。应该明确地禁止这些，以改革当今风气，先有在家人中做好事的，便必须奖赏。从今以后不改正的，便没收他的一切财产。

　　三年为父母守孝，是古今通用的制度。因为悲哀是真诚发生的，所以制定外在的规矩，时间一久便成习惯，所以规定很长时间而习惯礼制。汉文帝缩短臣民守孝是对的，至于今人的缩短到几天则是荒谬的。怎么能叫丧礼衣服一脱下，哀哭之声便结束了。朝中佩带玉物，亮开旌旗，是狠心的人做不出的。戴着华贵的帽子上朝，不是更成问题了吗？凡是法规有和古代不相同而不合人情的，都不能顺利行事。至于败乱礼法而安心过活者往往受到尊宠，为什么对坏的东西这么好而对善的东西如此没兴趣，现今皇上用大孝心作为基础，应该改正这种坏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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