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陈亮传(译文)

陈亮传(1)

　　陈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陈亮出生时，目有光芒，成人后，才气超凡。陈亮喜欢谈论兵事，且思维敏捷，论议风生，数千言的文章可一挥而就。陈亮曾经用心考察古人用兵成败之得失，并著有《酌古论》。郡守周葵读此书后，主动与陈亮商讨，从而发现了陈亮的才华，他预言不久的将来，陈亮定为国士，于是将陈亮请为府中上客。后来周葵担任执政，凡遇朝士禀事，必令其拜会陈亮，陈亮因得结交一时之俊杰，并可以淋漓尽致地发表自己的议论。周葵还将《中庸》、《大学》荐与陈亮，说：“读此书，可以精通有关性命之学说。”陈亮接受此书后，经过研究而达到极高的造诣。

　　隆兴初年（1163），宋与金议和，天下之人虽有悲伤之情，但也只好无奈地认可这个事实。然而，只有陈亮不以为然。他在获乡试第一名后，向朝廷上《中兴五论》，未受重视，之后，陈亮退修于家，许多学士都聚其门下。他在家中讲学著书达十年之久。

　　起初，陈亮曾环视钱塘江水，并发出感叹：“城可灌也。”因为钱塘之地下水与西湖相连。淳熙五年（1178），孝宗即位已有十七年之久，陈亮改名陈同，并赴朝廷上书曰：

　　“唯我中国，禀天地之正气，为天命所钟爱，为人心所向往，是衣冠礼乐之精萃所在，百代帝王相承之所。现在，其虽拥有衣冠礼乐之萃，却不得不偏安一隅，虽天命人心未失，然岂能以此为可久安无事的保证呢？天地之正气久已被蒙埋而不得驰张，势必有所发泄，况且，天命人心并非偏安一隅而可以长久保持的。

　　“国家拥有二百年太平之基础，这是三代所不及的，徽、钦二帝被俘之痛，也是汉、唐所不曾有的。遥想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皆痛心疾首同仇敌忾，誓不与金贼共存，因而能够于奔败之际而战胜强悍之敌。至秦桧倡邪议以阻抗金行动，大批忠臣义士屈死南方，而天下之刚气因此而怠惰了。三十多年来，虽然从西北、中原迁移东南的人们尚在苟且为生，但对君父之大仇也已淡忘了。自非金海陵送死淮南，也不知道兵戈为何等事物。更不谈期望他们能愤故国之耻，而同心协力执戈放箭了。

　　“如果说靖康之耻业已久远的话，那么，海陵之祸则发生在陛下即位前一年。只有陛下一个奋不自顾，发誓要重振国威，但天下之人安然自得，若无其事，且发一些奇谈怪论，认为陛下好大喜功，不计后果。在这种情势下，作为皇帝陛下也不能以崇高之势去力挽狂澜，只得隐忍于今，其间经历了十七年。

　　“春秋时期，君臣父子之间有相互戕杀之祸，但整个社会尚为安定。但孔子独以为，三纲既已不复存在，则人也异化而为禽兽了。孔子为此奔走呼号，却始终找不到共鸣之声，因而立志写《春秋》，希望以此书扼制乱臣贼子。现今社会淡忘君父之仇，此非长治久安之道。应使学者学习孔子之道，陛下应有所作为，而不是苟安无为。南师之不出击，于今有多年了，难道是没有一位豪杰能勇于担此重任吗？不是的。因为豪杰要有所表现也必须选择一定的时机。如果国家不能主动奋起抗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由豪杰自觉起来抗敌。朝廷不可仗恃有衣冠礼乐之文明，祖宗积累之深基，就以为可以久赖天命人心而居安无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自三代以来的圣人都非常清楚这个道理。

　　“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落了，而吴、越之国兴于小邦，一度处于主宰其他诸侯的地位。黄池之会，孔子感到甚为痛心，因为它似乎表明中原国家无能人。这是现今儒者所不谈的事情。现在金朝根基已固，我们不可能轻易将其消灭，而且国家也没有在这方面做充分的准备，也不可轻率地大举出击。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机。臣以为，通和之约，造成上下之人的苟安心态，两次割地之举，也为人们所首肯。宋金和议，至今已有十多年，凡今日之筹划方略者，他日因老迈只能运筹帷幄，而今日纨绔少年，他日将用以决战疆场，府库充盈，无非财也，介胄鲜明，无非兵也，假使发生战争，我方必败无疑。为什么呢？因为人才只有使用才知道是否有能力。坐谈能力是不足以依恃的。军备到用时才知够不够，平常装满府库不足仗恃。陛下此时庆幸无事，庸俗吏员都可以当官号令，执行陛下使命，而陛下也认为这些人好使唤，致使许多有才之士不能施展其才能，随着岁月流逝，他们就将老而无奈了。臣因此说：通和之约，造成上下之人的苟安心态，也使割地之举变得顺理成章。

　　“东晋百年之间，南北之间不曾通和议，所以其大臣将领能东西驰骋，涌现了许多可用之才。现在，如果不通和好，人们总有敌兵压境的感觉，因而唯恐通和被破坏。即便是陛下，也不得不顺应这种潮流。过去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使我方不知如何戒备。它可随时出兵骚扰我方。现在情况不同了，金朝城郭宫室，政教号令皆同于中国，点兵聚粮，文书往返，动则需相当长的时间，若一方有警，也能引起三方骚动。这种状况就制约它不能轻易出兵侵扰我方。然而，如果朝野之士真有敌兵压境的警觉，这未尝不是国家之福气。朝廷应善于起用英雄，使之为国争天下，而不应以通和怠惰其心志。

　　“晋、楚两国交战于邲，栾书认为：‘楚国自从攻克庸以来，其国君时常训戒国人说：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不可怠惰戒惧之心。国君还时常训戒士兵说：胜利不可常保，纣王虽战功卓著，但因其忘乎所以，最终也落得丧命无后的下场。’后来，晋、楚休战于宋国，子罕认为：‘战争能威镇邪恶而维护文德，圣人能很好地利用它，而乱臣总是因惧怕而废弃它，这一兴一废之间，能展示出存亡昏明之心术。如一味舍弃战争，就是一种毁道和欺蒙诸侯的行为。’人心是不能骄惰的，军威是不可废弃的，故虽成、康拥有太平之世，仍保留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这也就是李沆极力反对真宗与辽议和的原因所在。况且现今南北成抗衡之势，如废兵以惰人心，使人们安于忘记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原大地于不顾，就只能投合昏庸之人的意愿，执政者之失策将因此而更加严重。陛下为什么不能倡明大义，而断然与金决裂呢？

　　“贬损车驾，坐正殿，陛下当痛自悔责，发誓复仇，以此激励群臣，振作天下之士气，鼓舞中原之人心。如此一来，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自惰了；东征西讨，就会涌现大批人才，盈虚相辅，军粮就有了保证。那些狂妄之辞就会不攻自破，懦庸之人就会不斥而自退。有才之人纷纷而出，只待陛下起用。云合响应之形势，非安坐可以得来。臣请为陛下陈说国家立国之本末，且策划今日大有为之方略，论述天下形势之消长，而提出今日大有为之机谋，愿陛下细听之。

　　“唐朝自肃宗、代宗之后，朝廷渐渐失去权柄，而藩镇割据势力大长，他们专有土地和人民，自用甲兵财赋。官爵由其自命，致使许多人才尽心为其效命，终于造成一种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乱。宋太祖当朝后，四方诸国被先后平定，节度使也自愿接受朝廷统制。各州郡也直接受制于京师，以京官权知其事，且规定三年一换官，地方财税，统收于漕司，而兵士各归于郡县。朝廷以一纸之令下于郡国，如臂之使指，莫敢有违。凡小官微职，概由朝廷任命，天下之势遂归一统。京师重地，以重兵把守，郡国也各有禁军，此乃天子使其自守其地的方法。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纲纪总揽，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士以标准录取，官以资格晋升，不求意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奇功。天子昼夜忧勤于其上，以义礼廉耻正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百姓之生，全天下皆处于规矩准绳之中，因而才奠定了二百年太平之基。

　　“然而契丹遂得以猖狂放肆，敢与中国抗衡，俨然是南北两朝，而无主从之区别。小小澶渊一战，中国之势力被削弱，根本虽厚而不可稳立。因此，庆历年间增加对契丹的岁币一事，富弼认为是朝廷之奇耻大辱，因而终身不敢自论功劳。因为契丹下征令，是主子的威风，天子供贡，乃臣下之礼节也。契丹之所以能取胜中国，是其力量长期积蓄的结果。它在立国之初，势力的发展就显现出征兆。为此，我祖宗皇帝常严庙堂而尊重大臣，常宽郡县而重信守令。在法度之内，不曾为难天下之富商大贾，在常规之外，大力褒奖天下之英俊豪杰，这些措施有助于造成立国之大势，能够防备内外忧患的出现。

　　“庆历年间，诸大臣也曾愤中国之大势不振，然而，其新政举措使群臣争相发表自己的观点，法令也为之变易，这样一来，朝廷就失去了威严；另外，加重按察使的权力，使之邀功生事，便又降减了郡县的地位。虽然章得象、陈执中等人对之有所阻止，但因他们本身无所主张，无所建树，也难免遭他人的排挤与弹劾。庆历新政中，有关破除旧例、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劝农桑、务宽大等措施有合理的因素，但其主要的改革思路和措施是错误的。这也就是它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枉费仁宗皇帝一片苦心的原因所在。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迎合圣意，但其变法的实质是要收天下之兵尽归朝廷，另行教练以达强兵之目的；是要括郡县之利尽入朝廷，别行度算以达富国之目的。其青苗之法，唯恐富民之不困乏；均输之法，唯恐商贾之不损折。罪无大小，动则兴狱，士大夫因畏罪只好缄口不言；西北两边军政皆委派其亲信统辖，豪杰英伟因而耻于受其役使，王安石的聚敛措施使神宗皇帝误以为兵财之数巨大，遂毅然决定南北征伐，结果不仅圣意不能实现，天下之势也毫无振兴。王安石的错误在于：他不知道朝廷之所以没有立国之势，症结在于文法太密，事权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依恃，兵财太集于上而重迟不易举发。神宗误用上述四点以助其势，而王安石也竭之不遗余力。所以说，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祐（1086～1094）、绍圣（1094～1098）一反一复，正好为金人侵侮于我提供了帮助和机会，哪里还能指望其能振兴中国以威慑四方呢？

　　“南渡以来，朝廷大抵遵循祖宗之旧法和遗训，虽小有因革增损，但无关举足轻重，如赵鼎等人本来就不懂变通之理，秦桧更无耻事仇，矫饰太平，欺瞒君臣，其罪可杀。陛下愤王业之屈辱于东南一隅，厉志复仇，难免想凭借天下之兵以为强盛，想搜括郡县之利以达富裕。加惠百姓，而使富人无五年之积蓄，不重征税，而使大商无巨万之家藏，国势也日益困竭。臣担心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危急之用。陛下日思夜想，期达中兴日月之功，以纯墨取士，以文法处事，圣断裁制于朝野，而大臣空有其名，胥吏只知坐行条令，官僚机构相互推诿责任，致使人才变得日益卑微和卑鄙。臣以为靠文取士，依资格升官，不足以受重用。当初太祖制定天下之大政方针，到太宗时已不能全然应用。陛下如能依太祖之意行事，即可开社稷数百年之基础，如果不是这样，便难以维持社稷国家，臣担心祖宗留下的积累也要失去了。陛下如听臣之建议，则能知晓今日大有为的方略了。

　　“五代时的吴国与蜀国皆禀天地之偏气，钱塘更为吴国之一角，唐朝衰落时，钱艫在此地潜心经略，终于建立了吴越国，因为他认为吴国较小，不可能完全独立，所以常朝事于中原大国，宋朝建立后，其子钱俶以其家入开封，并主动献出国土。因此，钱塘之地在五代时遭兵难最少，因而在宋立国后的二百年间，此地的人物日益繁盛，终于独领东南之风骚。到了建炎（1127～1130）、绍兴（1131～1162）年间，钱塘曾为六军所驻之地。当时就有人认为钱塘之地不足以扩张形势而图恢复大业，而秦桧却于此扩充官僚机构以展礼乐。其实，钱塘这个地方的风俗本来就崇尚华靡，加之士大夫再建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际，上下晏安，终使钱塘成为小小乐园。弹丸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坐镇且五十年，所以钱塘的山川之气业已消耗殆尽。其谷粟、桑麻丝之利，一年不如一年，禽兽、鱼鳖、草木之生，一天不如一天，而上下之人皆不以为异。公卿将相大多为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也日益枯竭。官场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有成就也足以称雄其间。陛下据钱塘已衰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想鼓动东南苟安脆弱之众，向北恢复中原，这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荆州、襄阳之地，在春秋时，楚国据此以虎视齐国和晋国，而齐、晋不能屈服。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国争雄。其后三百年，光武帝兴起于南阳，与之共事的大多为南阳故人。又过了二百多年，荆、襄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刘备，荆楚之士从者如云，而刘备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等人皆以其地闻名。再过百余年，晋氏南渡，荆、襄常雄于东南，而东南也往往倚之以为强，萧梁竟以此地而替代齐国。待荆、襄之气消耗无余时，隋、唐以来它便成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之间，荆、襄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二州，人烟稀少，土产卑薄，有名之人可谓寥若晨星。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其间，而横遭践踏，到如今，此地虽为宋、金分划交据，但往往不被看重。因为粮食不能由此产生，军队也不可据此而推进，议者也许以此为忧，而不知其势足可利用。臣以为，荆、襄之地虽为偏方，然而，没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都不发泄的情况，何况其东通吴地，西连巴蜀，南及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用。现今如能开垦其地，洗新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了。荆、襄之地是形势消长的关键所在。

　　“陛下应慨然移都建业，官僚机构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做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安居建业之意；平常以江、淮之军防备金人入侵，而精心挑选一位有勇有谋、有胆有识之人，委以经略荆、襄之重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励精图治三、五年，则国家之势有望形成。

　　“石晋丧失卢龙，酿成开运之祸，太祖皇帝起初从郭太祖征讨，最终平定了天下。其后，契丹在甲辰（1004）败于澶渊，而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真宗皇帝东封泰山，西祀汾阴，以告太平，为本朝极盛之时。又过六十年，神宗皇帝以丁未（1067）岁即位，国家之形势开始改变，又过六十年，丙午、丁未（1026～1027），遂为靖康之祸。也是在祸临之年，天降大任于陛下，且启发陛下北向复仇之志。今天距靖康之祸仅有十年。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当努力以应其变，不可苟安以磋砣岁月。

　　“臣非奸佞，从小有驰骋四方之志，曾多次到行都。行都虽有人物如林，但其议论皆不足以启发人意，臣由此感到陛下有为之志无人理会。辛卯、壬辰之间（1169），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源，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及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矣。开始觉悟到，今世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的儒士，实际上都是些风痹不知痛痒者，举国上下安于君父之仇，而这些儒士还在那里拱手作揖空谈性命，真不知何者谓之性命。陛下容纳他们但不任用他们，臣因此而佩服陛下之仁；今世自以为懂富国强兵之术的所谓才臣，实际都是些狂妄蛊惑之人，他们平时不讲究立国之本末，而喜欢信口开河阔论富强，真不知何者谓之富强。陛下洞察他们而不尽用他们，臣因此而佩服陛下之明。陛下励志复仇足以感天命，笃于仁爱足以收民心，而拥有仁明更足以照临群臣偏极之论，此可谓百代之明君。然而到现在，皇帝陛下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拖延大有为之岁月，臣因此不胜愤懑，也就不顾卑贱而进献愚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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