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富弼传(2)

富弼传(2)

　　庆历三年（1043），授职枢密副使，更加坚决辞谢，改授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学士。七月，又授职枢密副使。富弼言：“契丹已与中原互通友好，议者就说平安无事了，万一契丹破坏盟约，臣下即使死了都还有罪。希望陛下考虑契丹轻视侮辱我们的耻辱，卧薪尝胆，不忘修治朝政。”将制诰交纳仁宗，被罢职。一个月后，又重申以前的任命，让宰相告诉他说：“这是朝廷特地任用，不是由于出使辽国的缘故。”富弼才接受任命。仁宗急切地用天下太平来督责宰相辅臣们，多次下诏督责富弼与范仲淹等，又打开天章阁，给予笔和纸，让他们写下要办的事情；并且任命范仲淹主管西部边境之事，富弼主管北部边境之事。富弼上奏当世的事务十余条和安定边防的策略十三条，大致内容是进纳贤才斥退无能、阻止侥幸之徒、革除过去的弊端为根本，打算逐步更换监司中没有才能的人，让监司裁减所属各部的官吏，这样小人就开始不高兴了。

　　赵元昊派遣使者带来书信，称男不称臣。富弼说：“契丹臣服元昊而元昊不向我们称臣，这样契丹就是天下无敌了，不能允许。”于是斥退其使者，终于向宋朝称臣。庆历四年（1044），契丹在云中受礼，而且出动军队与赵元昊一起讨伐呆儿族，这里离河东很近，仁宗怀疑二边共同谋划。富弼说：“没有理由出兵，契丹是不会干的。赵元昊本来与契丹相约互为左右，如今契丹单独享有大量的岁币，赵元昊有怨言，因此在威塞筑城加以防备。呆儿族多次进犯威塞，契丹怀疑是赵元昊指使的，因此造成了这场战争，怎会联合起来进犯我们呢？”有人请求调动军队加以防备，富弼说：“这样正好中了他的计，臣下请求任其如此。”仁宗于是停止发兵，契丹终于没有进犯宋朝。夏竦不得志，用流言蜚语来中伤富弼。富弼害怕，请求宣抚河北，回到京师后，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郓州。一年多后，谗言没有得到效果，加给事中，移青州，兼任京东路安抚使。

　　河朔发生大水，老百姓到处流浪讨饭。富弼规劝所部属的老百姓拿出粮食，加以政府的粮食，获得公私庐舍十余万栋，将流民各地安排，以供给柴水。官吏中前资、待缺、寄居的都给予俸禄，让他们在老百姓聚集的地方，对老病衰弱者给予粮食，记载这些官吏的功劳，约定到时候替他们上奏请求赏赐。一般五天，就派人拿着酒肉饭菜进行慰问，出于最大的诚心，人人都尽力而为。山泽森林池塘之出产有利于老百姓生活的，都听任流民自行获取，死了的人用大坑合葬，将它叫作“丛冢”。第二年，麦子成熟，老百姓依路的远近接受粮食回家，共救活五十余万人，招募流民为兵达万人。仁宗听说后，派遣使者嘉奖慰问，授礼部侍郎。富弼说：“这是守臣的职责。”辞谢不予接受。在此之前，救灾的都将老百姓聚集在城中，给流民煮粥吃，结果导致疾病，以及互相践踏，有的等待救济数天都不能吃到粥而饿倒，名义是救济灾民，实际上是杀死灾民。自从富弼立法简便周到详尽，天下相传来作为样板。

　　王则叛乱，齐州禁兵打算响应，有人到富弼处进行禀告。齐州禁兵不归富弼统领，担心事情泄露发生变乱，刚好宦官张从训受命来到青州，富弼考虑他可以任用，暗中将此事交付给他，让他骑马到齐州，发动士卒攻取齐州，结果兵败，没有一人得以逃脱。立即自己弹劾所犯专擅的过失，仁宗更加奖赏他，又让他任礼部侍郎，又辞谢不接受。升为大学士，调任知郑州、蔡州、河阳，加观文殿学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1055），诏令授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时被任命。宣制那天，士大夫在朝廷互相庆贺。仁宗暗中观察知道此事，对学士欧阳修说：“古人看命观相，有的从梦中和占卜中得知，难道像如今人情这样吗？”欧阳修叩头致贺。仁宗身体不适，大臣不能得见，中外忧虑害怕。富弼、文彦博入朝询问病情，于是假祭祀之事住宿到晚上，每件事都禀报后才做，宫内严肃整齐，事在《文彦博传》中。嘉祐三年（1058），进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富弼当宰相，遵守礼仪，按过去的办法处理问题，顺从公众议论，没有任何偏心。在这时，百官尽职，天下平安。嘉祐六年（1061）三月，由于母亲丧事离职，诏令为此免除春宴。按过去惯例，宰相遇到丧事都起任官复原位。仁宗空着职位五次起用他，富弼说这是金革变礼，在太平之世不能施行，终于不听从任命。英宗即位，召为枢密使。过了二年，由于脚病请求解除任职，授职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扬州，封为祁国公，又受封为郑国公。

　　熙宁元年（1068），调任汝州判官。诏令入朝觐见，允许坐轿到殿门。神宗御内东门小殿，让其儿子从宫门进入，而且命令他们不要跪拜，坐下谈话，从容地向富弼询问治国之道。富弼知道神宗果敢有所作为，上对说：“人主的喜好和厌恶，不能让人窥测到；能窥测，那样奸人就会逢迎。应当像天监视人一样，善恶都自取，然后进行惩罚奖赏，这样功劳和罪恶都各得其实情。”又询问边疆之事，富弼说：“陛下即位不久，应当广布恩德施行恩惠，希望二十年不提用兵之事。”神宗沉默不语。到日影西移才告退。神宗打算将他以集禧观使留在京师，极力推辞，到郡县赴任。熙宁二年（1069）二月，诏授职司空兼侍中，赏赐上等府第，全部辞谢，任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这时有人向神宗说灾异都是天数，不是人事得失所导致的。富弼听后叹息说：“人君害怕的只有天，如果不畏惧苍天，又有什么事不能干呢？这一定是奸人想进邪说，来动摇皇帝的意志，让辅佐谏争的大臣，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才能。这是治乱的关键，不能不尽快救治。”就上书数千言，极力论说此事。又说：“君子小人的进退，关系到皇帝治道的消退与增长，希望仔细辨察，不要以相同为喜相异为怒、以喜怒决定任用取舍。陛下喜欢派人侦察外边的事情，因此奸邪险恶之人得志。又发布很多亲自写的批文，如果每件事都正确，这也不是做君主的办法；假如十分之七八正确，积日累月，过失也就多了。如今朝廷内外的事务逐步有所变化，大抵是小人喜欢制造事端，希望陛下仔细观察，不要有后悔的地方。”这时很长时间发生干旱，群臣请求奉尊号和使用祭乐，神宗不允许，而以同天节契丹使者应当给皇帝做寿，因此没有拒绝他的请求。富弼说这是扩大德行的，正应当用这个来在天下显示，乞求一并罢免上寿。神宗听从了富弼的建议，当天就下雨。富弼又上疏，希望更加畏惧上天的警戒，疏远奸邪佞恶，亲近忠良。神宗亲自书写诏书进行褒奖答谢。

　　王安石任宰相，向来与富弼不和。富弼考虑不能和他争执，多次声称有病告退，数十次上章。神宗将允许他告退，问他说：“你告退，谁能够代替你？”富弼推荐文彦博，神宗沉默不语，很久了才说：“王安石怎么样？”富弼也沉默不语。授职武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任亳州。青苗法颁布后，富弼认为这样就会财利聚集于朝廷，而人心分散，坚持不执行。提举官赵济弹劾富弼不执行圣旨，侍御史邓绾又乞求交付有司进行审问处理，于是以仆射判汝州。王安石说：“富弼虽受责罚，还不失于富贵。从前鲧由于违命被诛杀，共工由于貌似恭敬而内心傲狠被流放，富弼同时犯有这两条罪行，只夺去相位，又怎能阻止奸邪呢？”神宗不答应。富弼说：“新法，臣下不知晓，不能用来在我的郡县实行。愿回洛阳养病。”神宗同意了这一请求。于是请求告老回乡，加拜司空，进封韩国公致仕。富弼虽然居住在家，朝廷有大事，富弼都知无不言。郭逵征讨安南，乞求诏令郭逵选择有利地位以便进退，来保全军队；契丹争执河东地边界，对朝廷说不能允许；星象发生变化，请求广开言路；又请求尽快更改新法，来解除百姓倒悬之急。神宗虽然没有全部采用，但眷念礼待没有减少，曾经因为王安石要推行某种新措施，神宗推辞说：“富弼亲手书写上疏称‘老臣无所告诉，只望着屋顶私下叹息’的那种情形，很快就会出现了。”神宗对他如此敬重。

　　元丰三年（1080），王尧臣的儿子王同老上书朝廷说：“先父任参知政事时，正当仁宗服药，曾经与富弼和文彦博商议立皇储之事，正巧第二天仁宗病重，此事就作罢。”神宗询问文彦博，文彦博所对与王同老相符，神宗才能得以知道至和（1054～1056）时的事情。神宗嘉奖富弼不自夸，任命他为司徒。元丰六年（1083）八月，去世，终年八十岁。亲手封存遗奏，让他的儿子富绍庭敬献给朝廷，大致内容是说：

　　“陛下即位的时候，正是邪臣采纳进言任命官员的时候，听受不适宜，致使陛下失聪误明，逐渐养成祸患。如今上自辅臣，下到士人，都害怕祸乱图谋利益，长久以来成了一种败坏的风气，忠诚正直之言，不能再让陛下听到。臣下年老害病将要死了，还有什么要求呢？只是不忍心陛下辜负圣明，于是倾尽肝胆，希望陛下哀惜怜悯愚臣，对愚臣之议加以采纳。

　　“去年永乐之役，士兵和百姓死亡之人达数十万。如今长期战争没有停止，难道能讳言过失，由于失败感到耻辱而不考虑挽救当时的祸患吗？天地是最仁慈的，难道会和羌夷较量曲直胜负吗？希望归还侵占的土地，停止战争让老百姓得到休息，让关、陕之间，慢慢地产生生机。加上陕西又设置保甲，修葺教场，州县都实行，势头犹如星星之火形成燎燃之势，人人都惶恐害怕，很难再任用，还不如罢免停止来怀柔安抚。臣下所陈述的事情，都是对于国事的济助立竿见影的。至于最重要的道理，则在于圣人的遗教，以及所用的是君子、小人的辨别。陛下审查观看天下形势，难道认为不值得担忧吗？”

　　神宗看完上奏感到震惊痛悼，停止上朝三天，由宫中发布祭文致以祭奠，赠太尉称号，谥号叫“文忠”。

　　富弼生性十分孝顺，恭敬勤俭喜欢修行道德，与人说话一定毕恭毕敬，即使官位很低的官员和一般平民求见，都一样隆礼相待，表情十分庄重严肃，看不出喜怒之情。富弼喜欢善人嫉恨恶人，这是出于他的本性。富弼经常说：“君子和小人相处，一定不能得胜。君子不能得胜，就洁身而退，乐于正道没有怨恨。小人不能得胜，就互相勾结挑拨散布谣言，千方百计，一定要获胜才罢休。等到小人得志，就放肆毒害善良之人，希望天下不乱，是不可能的。”富弼终身总是依此而行。元祐（1086～1094）初年，配享神宗庙庭。哲宗亲自篆其碑首为“显忠尚德”，让学士苏轼撰文刻写。绍圣（1094～1098）中，章惇执掌朝政，说富弼得罪神宗，免除了他配享庙庭的资格。到靖康（1126～1127）初年，诏令恢复过去的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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